[转贴]中国风俗文化三千年
:victory: :victory: :victory:数千年来，中国风俗文化研究经历了盛衰兴替，有显露峥嵘的顶峰，也有沉沦压抑的底谷。我国学者对它的理性认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期探索而不断深化的。如果将其划分阶段，那么它大约经历了探索、传统理论的奠基、资料整理和科学研究四个不同阶段。
一、先秦时期为中国风俗文化的探索阶段
我国是一个重视风俗的国度。几千年来华夏各族人民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在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各种风俗习惯。至迟在西周时代我国已建立了采风制度。《白虎通·巡守》引《尚书大传》：“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据《周礼·秋官司寇·小行人》载：秋官司徒府的官吏中有小行人，其职责之一是考察各邦国的礼俗政事等等。小行人的采风，是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政治得失。《诗经》里，收集了十五“国风”，这部既有民间恋歌，也有氏族贵族的咏叹，反映西周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余年间地域不同、生活方式各异的160篇诗歌，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研究中国风俗文化的宝贵文献。
及至战国时代，士的队伍壮大，百家争鸣，学术繁荣，专门记述有关风俗的著作相继出现。最早分区域记述地理状况与风土人情的著作，当推《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虽有神奇瑰丽的上古神话，但它对远及黄河、长江之外的广大地区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进行了带有综合性的记述，是十分珍贵的。如果说《山海经》的作者是以山为纲展开叙述的，那么《禹贡》的作者已掌握了自然分区法，对每区的山水、物产、交通以及有关风俗的大势，作了简洁扼要的描述，只是这两部杰作对风俗的论述所用笔墨甚少，风俗文化理性的认识依然处于萌芽阶段。至于儒学大师荀子，尽管在其著作中首先提出“风俗”一词，也曾兴致勃勃西行入秦“观其风俗”但对风俗文化理论尚无明晰的论述，于是，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汉代学者身上。
二、汉代是中国风俗文化传统理论研究的奠基阶段
西汉中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汉王朝的重视（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即位后，即下诏公卿大夫的职责是“广教化，美风俗”。），西域探险之风的盛行，中国风俗文化被提到议事日程，受到文人的普遍关注。太史公司马迁在青年时期以极大的热忱，“游江淮、上会稽”，“涉汶泗”，“过梁楚”采集各地风土人情，因而能在《货殖列传》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关中、三河、齐、楚、越诸地的风俗文化。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风俗文化具有的地域性特征。如果此说在《货殖列传》中尚不明显，那么在《乐书》中指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则一目了然。当此之时，在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大概还昏睡在原始蒙昧之中，而司马迁首先提出中国民俗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学说。因此，《史记》的问世，是中国风俗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值得补叙一笔的是探险家张骞，当他弃身旷野，冒严寒，历艰险，越从岭，抵达大月氏之时，没有忘记考察西域各地风土民情的伟大使命。他经过十三年的跋涉而风尘仆仆返回长安后，兴高采烈地向汉武帝禀报了西域的风俗文化，大大开阔了汉朝君臣的文化视野。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被班固记录在《汉书·西域传》里，一直为后人所珍视。这是我们民族乐于接受并善于消化外来风俗文化成果的历史见证。
及至东汉时代，文人对风俗文化的研究兴趣仍然十分浓厚。班固第一次用“地理”作篇名，称为《地理志》。《汉书·地理志》篇末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把视野转向风俗与地域关系的论述，则值得重视。他首先提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这就是说，各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受自然环境所制约，从而使各地区风俗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差异。之后他又辑录了汉成帝时刘向所言的“域分”，朱赣所条的“风俗”。这里所谓“域分”、“风俗”，实际上是一篇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而予以补充、扩展，是比《货殖列传》更加完备的区域风俗关系的总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论及关中“沃野千里”，“其民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仅提及自然环境。而班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因迁徙二千石、富商、豪杰于诸陵，致使关中“五方杂错，风俗不纯”，突出了社会环境因素。这位史家已认识到风俗文化的变迁，不仅受地域的制约，而且与社会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理论比司马迁更高一筹。因此，《汉书·地理志》奠定了中国古代风俗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自此以后，中国风俗文化的研究，尽管有不断的发展，但它的体制、风貌大都没有脱离这个基础的规范。
三、魏晋至明清，是中国风俗文化研究的资料整理阶段
在漫长而平缓的中国风俗文化的长河中，魏晋南北朝时代令人称道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氏少年时代，曾随父宦游山东，及长又跋涉郊野，寻访汉、魏碑刻，采录歌谣、谚语、方言，为《水经》作注。他以水道为纲，但所注不限于河流脉络，而且把每一条河流所经行之处的城市兴亡、河流沿革、风俗变迁，都尽可能地做了详细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他并非单纯的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了综合性的记述，进一步把风俗文化与水系联系起来，拓宽了风俗文化的视野。
在风俗文化的叙述中，方志的作用不可忽视。方志与正史不同之处在于更多地反映社会生活，突出地记叙地域性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我国编写方志的历史久远。正如梁启超所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9页）自晋代挚虞撰《畿服经》，州郡及县分野，山水、风俗等一一详述，初备后代方志模式。降至宋代，因官府重视，荟萃历代图经、人物传记、风土记、谱牒类资料而成方志，使方志日趋成熟，先后撰成《开宝诸道图经》、《祥符州县图经》、《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太平寰宇记》等，宋代方志多达六百多种。自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起，方志体例有很大改变。此书以州郡为纲，以县为目，分别叙述。其门类除承袭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外，又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艺文等，对方言及咏叹一类的诗赋，无不兼容并包，范围更为扩大。及至清代，方志撰修达到鼎盛时期。康熙、雍正时多次下令各地修志，限期完成。许多著名学者如黄宗羲、顾言武、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等都曾致力于修方志。从宋代至今现存方志八千余种，清人撰修的占80%以上，约六千五百余种，成为研究中国风俗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方志虽然卷秩浩繁，叙述区域范围有大小不同，内容有详略之别，但在记叙风俗文化时，大都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侧重于地理沿革的考订或社会历史的记述，而往往忽视了对地理环境本身和风俗文化变迁理论的探索。
四、二十世纪为中国风俗文化科学研究阶段
首先把风俗文化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这个时期理性研究的的重要贡献，在于拓宽视野，全面开展了对中国风俗文化的反思及其在中西风俗文化对比方面的探索。
当历史的车轮载着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进入了二十世纪之时，尽管我们民族对世界大势仍然蒙昧，但社会危机，民族危机，西方文化的挑战，迥然相异的文化撞击，使人们第一次自觉反思自己的民族弱点，社会风俗文化逐渐受到仁人志士的极大关注。于是，著述译介西方政制民俗、科学技术等蔚然成风，尽管固执己见的冥顽之士并未虽之而荡然尽绝。
值得高兴的是在苦难中崛起了一批又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如黄尊宪、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章太炎、李大钊、郭沫若、王国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等，他们以一种朦胧的历史自觉，为救亡图存而急起直追，开始认真总结传统文化，掀起了总结和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思潮、新学风。1911年9月，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问世，开创了研究中国风俗文化史的先河。此后，学者吞吐百家，从更广泛的视野去研究中国风俗文化。“五四”运动以后，有关风俗文化史方面的专著，如雨后春笋：婚姻方面的著作有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婚姻史》（1935年商务印书馆）、吕诚之的《中国婚姻制度史》（1935年上海龙虎书店）；妇女生活方面的著作有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谭正壁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1928年上海光明书局）、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饮食史方面的著作有：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冯柳堂的《中国历代民食政策》（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宗教方面的专著有：摩尔的《宗教的出生与成长》（1926年商务印书馆）、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岁时方面的有娄子匡的《全国新年风俗志》（1932年民间出版社）；姓氏史方面的有袁业裕的《中国古代氏姓制度研究》（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地域风俗方面有杨睿聪《潮州的风俗》（1930年支那印社）、杨希光的《青海风土记》（1933年南京新亚、西亚学会）；城市风俗方面有周振鹤的《苏州风俗》（1928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断代风俗史有瞿宣颖（兑之）的《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1928年北平广业书社）、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年商务印书馆）。全国风俗方面有：上海书局《全国风俗大观》（1922年）、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中国风俗通史方面除张采亮著作外，还有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这些专门著作，调处前人藩篱，从各个角度对风俗文化作了系统的论述，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述显得粗疏，多属史料的梳理，然其开创之功不可没。是他们把中国风俗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清末思想家，从正史、野史到文人笔记、小说的历史堆积中发掘出来，使其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梳理，赋予了它们应有的存在价值，并把它推向系统研究的高度，从而结束了风俗文化单纯材料积累的阶段。
如果说二十世纪开创了中国风俗文化研究的新局面，那么中国风俗文化的理性研究是从十九世纪末中西风俗文化对比开始的。国家的落后，民族的危机，数十年内外战乱，昔日那种泱泱大国的雄风一变而成为处处不如人，这种打击是何等强烈！“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诗）。于是一向对自己的风俗文化抱有极度尊严感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反躬自问：东西风俗文化的差异何在？中国文化缺少了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热血青年文人的不断深思。最先涉及着一问题的是黄尊宪、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一批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站在自己的时代高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和西方民众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比较。在西方接受过严格教育的严复，于1895年底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世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高度评。其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学也，中国夸多，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之恃人力。”（引自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3页。）在这里，严复从社会风尚、伦理、经济、学风等诸层面对中西社会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对比。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把近代西方经典世界观引进中国的思想启蒙家。从此，中国人对中西风俗文化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理论坐标系。这位沐浴了欧风美雨的启蒙思想家为中西文化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接着，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以他包含理性激情的笔触，开拓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说：“故亚洲东西南北各自成一小片天地，而文明之竞争不起焉。……盖由各地孤立，故生反对保守之恶风，包唯我独尊之妄见。以地理不便，故无交通，无交通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亚洲所以溺于欧洲，其大原在是。”梁氏之说虽有偏颇，但肯定地理环境造成交通不便，使之与外界相对隔绝，从而影响文化交流的规模，这一点还是颇有见解的。
继严复、梁启超之后，在“五四”时期，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璀璨，中西风俗文化比较研究又出现高潮。这是对民族文化心态、价值观念反省的又一新阶段。
胡适在1919年把“五四”前后的新文化思潮的根本意义归结为一种“评判的态度”，用尼采的话解释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引自《新青年》月刊第7号第一卷，1919年12月1日）。改变人的文化心态，即当时所谓的“改造国民性”，“再造文明”。他说：“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胡适的上述见识无疑是深刻的。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了中国风俗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值得称道。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出现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文化大论战，极大地开拓了文人的思维空间。以《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为主帅，代表历史进步要求的一方；而以最先向国内介绍元素周期律的自然科学家、《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主帅，代表守旧的一方。倘若我们不去评论进步与守旧，而应看到它们的共性，就是对中国风俗文化进行了远较前一时期更为深入的研究。陈独秀认为东西方风俗文化的差异，是以地理因素和气候因素造成的，因而西方民族的社会风尚“以战争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以法制为本位”；东方民族则相反，“以安息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两者“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见《独秀文存》倦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集先驱与落伍于一身的杜亚泉曾以伧父的笔名在《东方》发表文章，认为东西方风俗文化的差异之处，关键在于有无民族斗争和地理环境的不同。他断言西方风俗文化发轫与地中海之滨，这里“交通顺利，宜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而中国文化发展源于黄河沿岸，“土地肥沃，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第13卷第7号）。之后，主要有瞿秋白、孙本文、罗家伦、吕思勉等风俗文化的研究，但进展不大。
建国后，极左思潮的钦定强化，以及那个摧残人类尊严的斗争哲学的不断升温，把本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思潮几乎全盘否定，学术界思想上作茧自缚，日益封闭。历史在回流中旋转，停滞了三十余年。当中国风俗文化研究在大陆处于休歇、遗忘、断裂状态时，在台湾学术界却方兴未艾，王宇清的《中国服装史纲》（1967年台湾大典编印会出版）、徐朝阳的《中国亲属法溯源》（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何联奎的《中国礼俗研究》（1973年台湾中华书局）、吴奚真等著《中国的风俗习惯》（1978年台北正中书局）、毕长朴著的《中国上古图腾制度探迹》（1979年台北著者出版）、鲍家麟的《中国妇女史论集》（1979年台北牧童出版社）等一系列有关风俗文化史的著作问世，弥补了这一时期风俗文化研究的空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一系列开放的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开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气氛。封闭的大门一经打开，国外文化、新的生活方式如潮水般涌进中国，迅速扩散到城乡，让封闭的中国人如梦初醒。西方生活方式强烈地碰撞，驱使人们再次进行文化的搏击。在怨恨、困惑的复杂感情中，开始了一场包括中国风俗文化是在内的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
981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的大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大陆服饰研究的空白。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乌丙安的《民俗学丛话》，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民俗学理论著作。1985年，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在辽宁大学出版，同年，山东大学主办的全国第一家民俗学理论刊物——《民俗研究》创刊，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使民俗学研究开始升温、复兴。
这时，《中国风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30本相继问世，使冷却了数十年的风俗文化又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李晓东的《中国封建家礼》、韩养民、郭兴文合著《中国古代节日风俗》、葛承雍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王晓毅的《放达不羁的士族》、叶涛的《中国京剧习俗》、金良年的《姓名与社会》、宋德金的《金代社会生活》、王景琳的《中国古代寺院习俗》、王光照的《中国古代乞丐风俗》等涉及风俗史诸多方面议论、叙述结合，新见迭出，具有较为厚重的风俗文化著作的色彩。
自《中国风俗丛书》问世后，文化方面的丛书中，大都有风俗文化方面的内容，如《羊角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中有赵健伟的《人世间的“禁区”——中国古代禁忌风俗》，李浩的《正体、表德、美称——姓名与中国古代文化》，林永匡、王熹著《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涉及到风俗文化的内容为数不少。此外，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亦有《中国饮食文化》、《方言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禅宗与中国文化》这些都是风俗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到八七年，恰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快速致冷。表面上的冷却意味着理论上的深入。许多学者投入到风俗文化领域中，开始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
当我们鸟瞰二十世纪研究风俗文化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二十世纪是中国风俗文化融入世界的历史，是中国风俗文化剧变的历史，是中西风俗文化交融的高潮时期。在这次高潮中呈现出“马鞍形”。这马鞍形的两次高峰，表面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致都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发生的，但“五四”前后的外来文化有明显的暴力威胁，当时人们强烈的感到民族存亡的危机。而八十年代的虽有外来文化冲击，但这是国家主动开放和拿来的结果，人们只有落后感，却无生死存亡之感。 没去过:) :) :) :) 深圳有个民俗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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