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角度解读《周易》
《周易》的意义在哪里？这一问题有很多层次和很多方面的解答。然而这些回答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周易》记录了古人对现实存在的观察和描绘。《系辞上传》的开篇词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到上古先民的眼前状态：在他们眼前展现出的是辽阔的苍穹和无边的大地，或丽日经天，或风云色变，形态各异的山川大泽以及生存于其间的各种生物……《易经》的文字简略古奥，但我们仍然可见其中大量对生存环境———各种自然现象，和生存本身——生产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记述。我们不禁对古人恢宏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感到震惊！他们正如《贲·彖传》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或许有人认为，《周易》记录了古人对存在的观察和描绘，这一结论未免太简单。其实不然，因为这是《周易》万古长青的奥秘！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座宏伟的理论大厦，无论它的建构多么精美，逻辑推理多么严密，当它的大前提被推翻之后，整个理论大厦便轰然倒塌，成为一片断墙残垣，仅供后人凭吊。而《周易》却是推不倒的，因为它的基础不是虚构的命题，而是坚固无比的存在本身，所以它永远耸立着，向后人昭示着。
《周易》是对存在的描绘，用《系辞下传》的话来说就是：“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也就说《周易》各卦是一个个关于存在的模型、图式，而六十四卦汇集成为整个宇宙的模型。这一点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研究“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用大众都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真理为什么普遍必然有效，放之四海而皆准？康德指出归纳法是不完全的，它不能穷尽所有的事物；演绎法的结论包含在大前提之中，它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由此看来，这真是一个困扰人类的难题！而《易传》却认为易理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皆准的，《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从这些话中我们看出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那么《周易》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周易》用的是模型，从形式逻辑上来说就是类比法。类比法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它不须穷尽一切，而又能产生新的结论，归纳法、演绎法不能解决的问题，类比法或许能。即便到此为止，《周易》已经很伟大了，因为它为人类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类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然而这对《周易》来说还不是最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周易》并不是简单的类比法，它有着自己的逻辑，因为它难以用西方逻辑归类，故学者称其为易学逻辑。易学逻辑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并不是简单的，感知伴随着知性结构的确立，否则人类所认识的世界就是一片混乱，天是地，地是天，山是水，水是山，或光怪陆离，或混沌怪诞。同样，《周易》对存在的摹写、描绘也不是简单的。首先它存在着一个分类的问题，也就是上文提到过的《系辞上传》所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存在是无限的，而《周易》只有六十四卦，那么就必然产生了哪一卦代表哪一类事物的问题。《说卦传》列举了八经卦所象征的一些事物，其中有些可以被我们所理解，而有些在现代人看来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不属于同类事物。《周易》卦象的分类到底遵循着什么原则？值得深入研究。要么是古人的知性结构尚未确立，思想混乱；要么是《周易》揭示了某种隐秘的统一场的内在逻辑。
从每一卦的内部来说，《周易》也不是卜筮资料的简单汇集，正如《春秋》有微言大义一样，爻辞的内容也有自己的逻辑。《系辞下传》曾总结了一些爻辞的规律：“初辞拟之，卒成之终”，“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也就是说，初爻说的是某一事情的最初情形和人的初衷，上爻说的是事物发展的最终结局。在《周易》中，超越于某一事物之外，或发展为事物的反面，亦属于典型的结果。第二、四爻同处阴位，有助理之功，但二爻居下卦之中位，远离第五爻君位，所以多得赞誉；四爻近君位，故多恐惧。三与五皆为阳位，但三处于下卦之极，乃诸侯之位，故多凶险；而五处于上卦之中位，乃是君位，刚毅中正，故多能建功立业。爻与爻位以及两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如是否得中、得正，以及比、应、承、乘的关系，其中的含义又依各卦的基本意义而产生进一步的变化。
让我们再放眼整个六十四卦，其中的逻辑关系就更为复杂。汉易象数学创立了阴阳二气说、五行说、八宫卦说、九宫说、十二辟卦说、纳甲说、卦变说、卦气说、方位说、爻辰说、飞伏说、升降说、旁通说、互体说等等，构筑了一座宏伟精美、令人眩目的象数学大厦。其中有些说法在《周易》中就可见端倪，有些说法则是依理推演。
从某种意义上讲，易学类似于围棋。试想，当尧帝发明围棋，用以教育不肖子丹朱之时，他是否已经知道围棋在后世的一切发展变化？这个问题属于神性思维，可惜我们只是人，不是神，我们只知道现在的围棋艺术已与古时有很大不同，并且必将不断地发展。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现在的围棋仍然是围棋！它在本质上与古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是依据棋理的规律而变化的。同样，易学研究也应如此，我们必须恢复、揭示《周易》的历史真实，遵循其逻辑规律。独立发明是一项有益的智力活动，但与《周易》无关，可能也比不上古人的智慧，要牢记《周易》是对存在的摹写、描绘，只有最真实的，才是最深奥的。
《周易》的意义有很多，但有一方面不能不提及，就是《周易》经传中都有很多关于品德修养的内容。尽管古史辨易学指出、纠正了经学解易的泛道德化倾向，但这些内容仍然是一个事实。
例如，《易经》的《谦》卦赞美了谦虚的品德，《无妄》卦反对邪妄之行。《恒》九三爻辞云：“不恒其德，或承其羞。”也就是说，人若不坚守道德，就可能落到羞耻的困境。《涣》九三爻辞云“涣其躬”，是以洗浴比喻增进品德；九四爻辞云“涣其群”，是进一步比喻以优秀的品德教育广大人民，相当于《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从“涣其躬”到“涣其群”，也就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路线。《既济》九五爻辞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思是说品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祭祀，品德才是生命的本质，它与人类的境遇有着直接的关系。
《易传》中品德修养的内容更是俯拾皆是，《乾》、《坤》两卦的《大象传》所言“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更是为大家耳熟能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象传》用“君子以”的句式，将某种自然现象与品德修养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统一起来。
中西方思想哲学的特点有很大不同，西方哲学逻辑严谨，这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之间的辩论风气有关，所谓辩证法，原先不过是辩论的方法而已。中国的圣贤们却很少辩论，战国时期的孟子，为反对异端，不得已而辩之，结果落下好辩之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形象。那么中国的圣贤干什么呢？他们通过不断地增进品德修养，使生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大有·大象传》中“顺天休命”的“休”字，乃是美善之意，这里用作动词，意即使生命变得更加美好。因而他们能够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他们的精神纯粹专一，对事物及其变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现代人追求的是智力，古代圣贤追求的是智慧。智慧和智力有着本质的不同，智慧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东西，它与品德有着直接关系。西方学者喜欢将中国古代思想称之为东方神秘主义，若能深入了解，其实也不神秘。试举一例：若一超强大国征服一弱小国家，双方实力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若以智力计算，其结论不言而喻。但若在圣贤看来或许不是如此，道义的力量是强大的，失德的一方终究会陷入困境。这种对命运的洞察和把握看似神秘，其实也简单。《周易》是简单平实的，同时也是玄奥精深的。 人若不坚守道德，就可能落到羞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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