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词语
丢失的词语 注释小引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为了表现表现某种新思想、新观念，都会产生一些新的词语。可是时代社会又继续迅速变化，有些词语存留下来了，有些因为用不着，则消失了。像《论语》（孔子的语录），经过两千多年，到现在人们还在引用它。从1958到2008，正好是50年。在这50年中，后30年，我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那么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我国做了些什么事，恐怕现在的青年朋友，就不甚了了啦。在那20年内，中国可是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时也产生了表现这些大事的许多词语。这些词语非常生动、非常鲜活，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曾经响彻在我国96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从耄耋老翁到四五岁的孩子，人人耳熟能详。当时有人听了这些词语，胆战心悸；有人听了这些词语，高呼万岁。可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几个月之内，这些表现那个时代的词语，就消失净尽消失了。因为这些词语，承载着当时的思想观念和历史文化，如果丢失了，就忘记了这段历史。现在我把这20年内一部分流行过词语，钩出来加以注释，以免健忘的人们忘记这一段历史。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一部分词语，是根据我的回忆整理出来的，很不完整。现在公诸同好。欢迎大家跟贴和补充。如果有朋友想编一部文革辞典，我可以将此文贡献出来，不计版权。
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三面红旗 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大跃进加快设速度，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即从1958年8月，到年底的四个月内，要把我国的钢铁产量翻一番的指标，就是在这个口号下提出来的。当时还提出在建设中“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雄心壮志。
人民公社改变原来农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分配制度，以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为基本核算单位，贫队富队均平。各项生产、分配，都由公社统一调度。后来产生了人们叫做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瞎指挥风”等“不正之风”。
红太阳“红太阳”即毛主席，当时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有一首歌词云“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东方红
以山西民歌为曲填词的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当时在960万平方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响彻云霄。如果有哪一天，你听不到这个歌声，一定是下雨或下雪了。
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写在毛主席《语录》的“前言”中，是林彪的版权，他在天安门上喊过好多遍。过了四五年，毛主席在接见斯诺时讲“四个伟大讨嫌！”
最高指示毛主席的任何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也是“次帅”林彪的发明。当时做报告、写文章、写信件，开头都要引一段语录，成了一种“公文程式”。
毛主席像章在文革中，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全国各地，制造了几亿枚毛主席像章。几乎每人胸前都挂一枚或数枚，小者直径一寸，大者直径达一米。当时互相赠送像章，是最高礼品
两个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出现也“两个司令部”之说。即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刘少奇的司令部）。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老三篇 毛泽东著作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是林彪当时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主要篇目。并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甚至要背诵下来，以达到“立竿见影”的目的。
红宝书 指《毛主席语录》，当时流行的一句话：“红宝书，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所以人人都随身带着一本语录。通称“红宝书”。
三忠于 四无限“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信任，无限敬仰”。
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简称。它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思想。
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来发展到任何事情都提到“阶级斗争”这个“纲”上。特别是造反的红卫兵分为两大派之后。一个家庭内的成员，因为工作在不同机关，各自站在不同的“派”，于是阶级斗争便扩大到家庭中了。因为一家人的观点不同，吃饭时掀翻饭桌的事不少。
早请示,晚汇报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有许多发明创造。早请示,晚汇报就是一种。无论开会前后，饭前饭后，商店、医院开门前，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都要做“早请示,晚汇报”。有一段时期，顾客到商店买东西，要先和售货员对讲一段语录，才可以交易。比如顾客：“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买牙膏。”售货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买几支？”顾客：“造反有理。我买两支。”售货员：“要狠斗私心一闪念，交款！”这才成交。此外，为了“表忠心”，还发明了“忠字舞”、“忠字操”等。
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在“文革”中，开会、讲话，做“三忠于”活动，要先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缰”，接着要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是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两个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出现“两个司令部”之说。即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刘少奇的司令部）。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修正主义 即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复辟，就要重受二茌苦，二遍罪，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修正主义分子就是阶级敌人。
资反路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如急风暴雨，红卫兵到处打人、抓人。中共中央派了“工作组”到各单位指导运动，以防止社会动乱。后来被批为“震压学生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
反修防修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是1957年反右派前提出的号召。后来的“大辩论”变成“大批判”了。大批判时，被批判对象只能认罪，不允许申辩和说明事实。
资本主义复辟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根据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人民要回到旧社会，重受二遍苦，受二茌罪。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难免产生缺点、错误。这是任何人都承认的真理。可是在衡量缺点错误和工作成绩时，毛主席总是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从此我们总结工作时，“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了定律。
红卫兵红卫兵是1966年春夏之交，突然成立起来的造反组织。按照中国法律，过去要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或团体，是要进行登记的。那时在中国9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各单位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也不知道有几百万。几个人一串连，起个“革命”名字，带上印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标，可以在本地“革命”，也可以到全国串连。1966年到全国串连的红卫兵，达数千万，把全国的铁路交通都弄瘫痪了。
反党集团那些年出现的“反党集团”特别多.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文艺界则有：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小集团等。粉碎四人帮后，都平反了。致死者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
游街示众
在斗争“阶级敌人”时，大多要游街示众。在被斗对象背后插上箭形旗子，胸前挂上他的罪名（如黑帮分子、走资派等），和旧社会处决犯人之前的游街示众一样。
戴高帽
被游街示众的人，一定要戴纸糊的白色高帽。其小者一尺余高，其高者一米多高
造反有理原于毛主席语录：“马克思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语录还被谱成歌曲。红卫兵们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唱着歌曲，横冲直闯。打砸抢抓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无法无天，只要“造反”，就“有理”。没有谁能够制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是红卫兵小将对走资派等敌人批斗使用酷刑的理论根据。
三反分子 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即三反分子。在当时和和反革命可以划等号。
九种人地（主），包括解放前家庭出身地主成分的子女，家庭出身是地、富成分者，工作、上学、找对象都受影响。
富（农）在农村催过工的人，土地改革时划为富农。
反（革命）历史上的和现刑的。
坏（分子）有过不良行为的人（法律上没有明确界限）
右（派分子）
叛（徒）当时凡是做过地下工作、坐过敌人监狱，或者在战场上被敌人俘虏过的，都被打成了叛徒
特（务分子）
走（资派）当时凡是“当权派”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全国没有统计。农村大队长以上，工厂车间主任以上绝大多数都被打成了“走资派”。
外加一个“臭老九”，指知识界精英人物，大多被打成“资产阶级权威”（或其他罪名），经过批判，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邓小平复出后，才落实政策，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牛鬼蛇神 对上列九种“敌人”的统称
牛棚 指被造反派关押上列九种人的地方。
喷气式
在批斗“九种人”的时候，两个大汉让批斗对象弯腰90度，架起两臂后伸，如喷气式飞机，故名。
戴高帽
在对九种人的批斗时，要戴上高帽游街示众，一般的高帽一米左右。
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包产到户
三和一少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度;一少，少援助世界革命。当时被认为这是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修正主义路线。“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是安给刘少奇和打倒他的主要“罪名”
无限上纲
当时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上”到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的高度。一个农民到到自由市场卖一些鸡蛋，或者生产队用马车外出搞点运输，都可以说是“自发资本主义”，农民出外打工，叫做“氓流”。农民积了肥不往公家地里上，而上到自留地里，必须“狠斗私心”。城市里的夫妻店成分都定为“小业主”，就是小资本家。如果谁不小心，坐在红宝书上，会是“大不敬”而受到批判。甚至一句诗“水流千里归大海”，可以上纲为“向往台湾”，“太阳落山了”的词句是犯嫌疑的。
公安六条“文革”之初，把普遍的“造反”，说成是“大民主”，无论造谁的反都行。可是又规定了“公安六条”：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和反对中央文革的，就可定为现形反革命。至于反对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造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反的，就不在“公安六条”打击之列。
大串连从1956年5月6月到全国的红卫兵们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有2000万人免费乘各种交通工具，周游全国。各地组织领导还要免费招待食宿。造成铁路大瘫痪。红卫兵们到外地之后，往往指责本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也发生了外地红卫兵在批斗中打死本地“牛鬼蛇神”的事件。到11月份，大串连明令停止。
打砸抢抓抄“打”即在批斗会上打批斗对象，“砸”是大部分是被当做“封资修”的文物，“抢”是抢国家档案或军队武器仓库，“抓”即抓红卫兵要批斗的对象，“抄”即抄家。当时公检法被红卫兵搞瘫痪了。几个人一商量，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可以随便打砸抢抓抄。
派性在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之后，全国的红卫兵们也开始“夺权”。可是全国各省、市、县、区，机关团体的造反派，都分为两大派。各自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皇派”。为了夺权，派性大发作。武斗就开始了。当时被称为“全面内战”。
保皇派当时全国各机关团体，在造反派中都分为两大派。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而对方是“保皇派”（即“保”原来的当权派）。双方互相指责，争论不休，以至为了夺权发生血腥武斗。武斗到1977年春才停止。
白专道路 “白”即资产阶级思想，“专”即专家。当时提倡“又红”（具有革命思想）“又专”（有专家或专业水平。
五七干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干部们，统统被下放到农村和老、少、边地区进行劳动改造。当时全国没有统计，五七干校有数万所。现在50岁以上的干部没有进过五七干校者绝无仅有。这些高级干部，老党员，老革命家，高级知识分子，要接受农民的再教育。造成了脑力劳动向体力劳动者看齐。
五七战士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有数百万的各级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名曰走“五七道路”。统称“五七战士”
三支两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的任务：“三支”指支左、支工、支农，“两军”指军管、军训。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上上下下的机关团体，全派了“军代表”。因为按逻辑推论，副统帅林彪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是最革命化的。因此军代表在各单位说一不二。
革委会即“革命委员会”的简称。1966年之初，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取名为“上海公社”，毛主席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以后全国造反派夺了权的地方，都叫革委会，最初建立“革委会”的是黑龙江省。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东北的新暑光》以示庆祝。
解放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从中央到地方，处级以上干部，算是当权派。按照当时的逻辑：当权派就是走资派，全被打倒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要“解放干部”。解放干部的一般的过程是：这些当权派要检讨自己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或罪行，取得造反派的谅解。经过上一级部门批准。检讨时态度要沉痛，深刻，上纲上线。因为这些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可以得到“解放”。
三结合建立革委会时的基本政策：即军代表、造反派和老干部三者结合建立的革命领导机构。
反潮流英雄由于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规章制度都破坏了。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在教育战线就是恢复高考。辽宁省在高考时，一个叫张铁生的，因为不会答题，交了白卷。并且写信给辽宁省身居高位的毛远新，说高考是资本主义的教育路线复辟潮流。张被说成是“反潮流英雄”，并且被“选”为“人大常委”。
唯生产力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止上课，机关停止办公，工厂停止生产，国民经济已经濒于崩溃。为了挽救经济危急，曾经提出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不久又提出批判“唯生产力论”，以避免“生产”防碍“革命”，国民经济就更加江河日下。
上山下乡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大、中、专学生，有两千多万，响应号召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加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数百万干部，也要下乡“走五七道路”，统称为“上山下乡”。
割资本主义尾巴在1955-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从理论上说，小农经济还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所以还要割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民养几只鸡，种一些菜到市场去卖，因为是“资本主义”，必须得“割”，给于没收或处罚。原来的自由市场便消条了。
斗批改
在文革中期，提出“第二阶段的任务”是“斗批改”，即斗阶级敌人，批判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思想和改革各种规章制度，
赶社会主义大集这是辽宁省毛远新执政辽宁时的发明。因为匮乏，市场消条。毛远新为了表现“政绩”。发明的“社会主义大集”。赶大集的农民，要赶着猪羊，用竹篮装满鸡蛋之类的农副产品，还要身着新衣、彩带，敲锣打鼓，到市场去卖。可是买主只有公家收购。你个人想去买什么是不行的。此“经验”一出，各地竞相效仿。可是没有物资。各“大集”便暗暗互相“借”。于是猪羊们。便被借来借去，到各地轮流“大旅行”，有不少牲畜被“旅行死”了。“社会主义大集”曾经以“到处莺歌燕舞”为题，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由于公社所有制的“吃大锅饭”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公家的地里杂莫丛生。而“自留地”的禾苗长得肥壮。但那是“自发资本主义”的产物。在农村进行整顿时，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
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在大造反之后，各项规章制度受到破坏。万里当了铁道部长，铁路也经常晚点。万里进行“整顿”。自然涉及造反派的既得利益。他们说这是恢复旧制度，是又搞修正主义那一套。这就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景况下，作为铁道部长的万里也没有良策。
票证在物资极端困难的年代，所有日用品，都按票证供应。粮票、布票、油票、鱼票、豆腐票、线票、肥皂票、火柴票……达40余种。在食堂、饭店、宾馆就餐，交人民币同时交粮票。比如一个馒头一两粮票，一碗面条三两粮票。还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当时送朋友的贵重礼品，是全国粮票。买布匹或衣服要布票，如一件衬衣10 尺布票，
票证中有“工业券”，如买自行车或化纤服装等，需要工业券。但因数量极少，某单位得到工业券，发给谁，会产生矛盾。各单位采取的不同办法，避免矛盾。
工农兵大学生
从1966到1968年叫做“老三届”的学生们，都“停课闹革命”了。后来因为夺权，红卫兵们又武斗不止。根据最高指示，都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一个国家几年不办教育，所有的人都感到危险。在恢复高考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都想上大学。可是谁能够上大学，原则是群众推荐，大家评议，领导批准。其实关键还在于“领导批准”。这时就需要拉关系走后门了。出身成分有“污点”的，是上不了大学的。家庭出身必须是工农兵家庭出身，原来的学历不计。也有小学生水平上了大学的。所以这批大学生叫“工农兵大学生”。
唯成分论 红卫兵造反之初，各界青年都站出来大造其反。那么谁是“革命造反派”呢？那些出身好的便提出一种论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那些出身成分不好的，就失去了造反的权利。产生了“族群”之间的分裂。不仅他们不能造反，连上学、找工作、当兵都受到影响。后来又有“新理论”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这样首先是“有成分论”，虽然“不唯成分”，但那些“地、富、反、坏、右”加上臭老九的子女，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可以教育好”，还是要受歧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彻底纠正。
要文斗,不要武斗在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之后。各地的造反派竞相效仿，在中央各部、委、局，各省、市、县、地、公社，红卫兵各派系，也开始夺权。因此发生了武斗。江青则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就是被称谓“全面内战”的年月。
文攻武卫
这是江青提出的口号。此口号一提出，因为要“武卫”，就得有武器，抢军队的武器仓库，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结果是更加剧了武斗。
外调 文革中还有一条特别亮丽的风景线。就是“外调”。既然那“九种人”彼打倒了。将来总得结案。这就需要有历史证据。于是各个造反派组织便派出大量人马到外地找知情人调查。在文革中期到处可见三三两两的外调人员。实际上他们是借机公费旅行。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为外调付出了1000亿人民币之巨。
工分儿在“文革”期间，因为造反和在夺权中打派仗，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机关停止办公，但制定了农民不得进城造反的政策。所以农民还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产粮食，挣得工分，得以养活城市人口。虽然干一天活只有几分钱，亩产也很低，但毕竟还可以生产。农民有谚“工分儿，工分儿，小命根儿”，也有人说“工分儿救了中国”，如果几亿农民也进城造反，地没有人种了，其后果是很难设想的。
四旧林彪提出“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至于什么的“四旧”没有任何政策界限。于是红卫兵们把博物馆的国宝级的藏品，庙宇或寺院里的佛像，古碑，甚至建筑物上浮碓，都砸了。最初有一段，红卫兵在商店贴出“饬令”不准卖绸缎和香烟，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
样板戏 在文革中，把古今中外的文化或文艺作品，都打成了“封（建）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结果只剩下江青参与“导演”的八个“样板戏”。今后艺术家和作家们的创作，都应以“样板戏”为榜样。最后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人们看了多遍，剧院和电影院门庭冷落。但为了进行革命教育，机关免费发票，因为“审美疲劳”，怕观众逃走，开演后便锁上大门。
创作三结合：在创作中要实行“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
三种人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了清查“三种人”运动。指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人物，靠造反起家夺得官位的人物，在武斗中有血债民愤的分子。当时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一切”，结果是他们自己最后被打倒了。
身居茅屋，胸怀天下。
这是当时普遍传扬的口号，就是说我们身居茅屋，要时刻想着世界革命，不忘解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
黑市毕竟农民需要卖个鸡蛋之类的物品，争取点货币收入，而靠工资收入的人则需要各种副食品。自由市场买不到。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在夜晚找到某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进行交易。因为是在夜晚，没有管理人员在场，人们开玩笑说，是真的“黑市”。
《李白与杜甫》 由于“文革”中，古今中外的作品，都打成了“封资修”毒草，人们没有了精神食粮。1973年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该作按阶级分析法，歌颂了李白，而把杜甫分析为“小地主”的代表。这是“文革”后出版很少著作中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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