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不是神话，学术不能“随感”
——对陈冲批评的回应冷成金
一天被人告知说我被人大大而且狠狠地“批”了，实在大吃一惊。心想这个世界的确充满危险，本人只是一个老老实实而又默默无闻的读书兼教书的人，只是“行有余力而学文”，偶尔写一点文章，还时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没有能力也从不想和任何闻人任何圈子搅在一起，却不意还是得罪了哪方神圣，当即令我生出这个世界分了伙，不是入这伙，便是入那伙，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感觉。
回来赶紧到系资料室，捧读了《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陈冲先生的《金庸神话随感录》，当即释然，也即有点愤然。释然的是我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道德学问有什么问题，愤然的是严肃的学术问题岂可“随便乱感”！
看来，金庸真的“不是好惹的”，无论是夸金庸还是贬金庸，到头来似乎都难得“善终”，夸金庸者被骂为捧俗，贬金庸者被骂为僵化，经过痛苦的反思，我终于有些明白，只有一种人最得便宜，就是那些不讲话只骂人的人。然而，我不想作这种人，于是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研究，然而，也不行。我于199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全校选修课，至今已开了6次。起初，官方有压力，不久，香港客人来访，在小型座谈会上说金庸研究是靠背后的经济势力支持，仿佛当年的“拿了卢布替某党做事”一样，虽不知是说谁，但还是有点心悸。近来，关于金庸小说的笔墨官司打得颇为热闹，又有“卖身投靠”之说（见《文学自由谈》200年第6期第34页），虽然我还没有“卖身”的资格，明知说的不是我，但还是不免疑神疑鬼，以至“日三省吾身”。何以会如此？大概是因为近些年文坛很“自由”，已经进入了“不做贼也心虚”的时代。不过，这倒真的提醒了我，如果将来有了资格去“卖身”或卖文，也决不“投靠”谁或“投靠”什么！即使永远没有资格去“卖”，也决不做那些以骂“卖”为“卖”的事！
陈冲先生的第一个责难是：“《笑傲江湖》里有什么‘文化’？冷教授没说。要叫我说，那里面没有文化，只有武化；硬要从中寻找什么‘文化’，那就只有‘暴力文化’。”这话恐怕过于武断，我研究金庸小说，并不否认其中有“暴力文化”的因素，但更看重的是其中的丰富文化内涵。金庸小说的广泛流行，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且其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甚至是暗合了我们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对于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已有许多专文论述）。对此，恐怕疏比堵好，况且阐释其中的文化内涵，提高阅读品味，使之发挥好的影响，本来应该是教师的责任。如果像陈冲先生将其看作只有“暴力文化”，那么，读者岂不都有“暴徒”的倾向？如果这样的话，不仅金庸小说不用谈了，很多小说都不必谈了，陈冲先生恐怕也要另谋职业。当然，陈冲先生转到别的行业去也许会大受欢迎，但对文化的简单化和虚无化，却是危害无穷的。
陈冲先生的第二个责难是认为我说“到底有多少导演、演员看懂了金庸小说”这样的话“是故意把金庸小说深奥化玄妙化罢了”。这样的话是否在电视节目中或课堂上说过，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其实，不要说导演、演员未必都能看懂金庸小说，就是金庸自己，又岂能对自己的作品下定论？看看金庸自己为自己的小说写的后记，就会知道是如何不得要领。作家与评论家本来不是一回事，这已是常识，何况导演、演员与评论家？研究金庸小说的人难以当金庸小说影视片的导演、演员，而那些导演、演员也难以达到研究者对金庸小说理解的深度，这是也自然的事，怎么是“故意把金庸小说深奥化玄妙化罢了”呢？我不愿意讲上焉者取其上，下焉者取其下之类的话，但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又是确实存的（当然这里不敢包括陈冲先生，因为他可能既不在“上”，也不在“下”，而只是公正的。），否则，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说不同的人会在《红楼梦》中看出不同的东西来呢？
陈冲先生对我的第三个责难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是一句虚假的话。对这个问题，我有过详细的论述，大意是说大俗大雅是指金庸小说一方面以“小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大传统”渗透，一方面又把“大传统”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小传统”中去。这样，既超越了“小传统”文学样式中某些“俗”的方面，也超越了“大传统”文学样式中某些“雅”的方面，真正做到了大俗大雅。至幻至真是指金庸小说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陈冲先生认为我说的“雅俗”、“真幻”不能并存，不知上面的解释是否满意。
陈冲先生对我的第四个责难是认为“金庸小说在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族认同的文学范本”是“一句十足的天方夜谭”。陈冲先生以为我把“‘文革’造成的文化危机”看成是“民族文化认同危机”，而且说“很难想像一位大学教授会不懂其间的本质区别”，其实这完全是以己度人。“文革”时期不仅没有文化认同危机，有的恰恰是对负面传统的最为充分的认同，而陈冲先生说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何来‘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事实正好相反，没有文化传统，也就不会有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认同主要是指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体认，危机是指难以体认，即俗话说的找不到感觉，因此，它是具有深厚传统的民族在开放时代和文化转型期共有的现象。在这一意义上，说阅读金庸小说易于唤起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易于将民族文化的遗传内码转换为直观可感的形式，使我们在审美状态中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恐怕并不为过。
陈冲先生对我的第五个责难是认为我“暂且不论”“金庸小说究竟给内地读者提供了多少优秀或者落后的东西”是“顾左右而言他”，是“令人震惊”的，是“误人子弟”。第一，由于金庸小说不是诉诸政治层面，而是诉诸文化层面，是一种开放的文本，因此其阅读接受的效果是极为复杂的，不是可以随时随地随便“随感”的。“暂且不论”不是长久不论，那是因为场合不适合，只能谈另一个问题。陈冲先生大概是急于写文章，没有话头硬找话头，或者是“随感”得太多，已入了“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禅境，分不清“暂且”和“长久”了。第二，作为教师，我的确很注重为人师表，“误人子弟”的话，我不敢承当，还是要物归原主。您如果一定要给我安上这顶帽子，请您来校调查讨论后再定，费用由我负担。
金庸小说造成的种种现象不是神话，而是在特有的历史—现实境遇中形成的，我们不能以对待神话的态度来随意解释，而应当将其看作严肃的学术问题。那么，学术问题是否可以“随感”呢？恐怕不可。杂文讽刺的对象已经很清楚，勿庸赘言，但学术问题不在其内。当然，学术风气应该属于道德的领域，但要鉴定学术风气的好坏，首先要对其学术的真伪进行鉴定，否则，就不是别人的学风有问题，而是要看看自己的学风了。再者，如果真的要将学术“随感”，恐怕真的是要误人子弟了。将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东西拿来“随感”给人看，除了诬人、误人与自误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言犹未尽。金庸小说真的在其阅读界和研究界造就了一个“武林世界”，其中的伪君子、真毒物暂且不论（我又用了一次“暂且不论”），其间的景象，倒是让我每每想起《神雕侠侣》结尾中“华山论剑”时杨过等人在华山脚下看到的论剑情景。记得天津作家蒋子龙有篇小说，叫作《悲剧比没有剧好》，其实并不尽然，没有剧恐怕要比只有闹剧好！
金庸小说的广泛流行，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D 我喜欢金庸，他的小说历史感厚重，博大精深，许多做人的道理蕴于武功之中
骂他的人，都是想出名的人！ 看过好几部 只看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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