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
（一）现在，我终于懂得：一个并不聪明但肯下苦功的读者——如我——与一个创造过不朽作品的作者相遇后，会有两种截然不同交往过程。一种是一见钟情，初读时手不释卷，觉得作者的论点、视角、陈述手法都魔力般吸引着你，让你忍不住拍案叫绝然后一口气把书看完，而一旦心血来潮，想重温旧梦，拿起当日让你激动不已的作品时，却觉得好书仍然是好书，当初那种酣畅淋漓却怎么也找不着了：我读瑞典导演伯格曼的自传《魔灯》如是——当初惊叹他为什么没拿诺贝尔文学奖（要知道，一个瑞典人写作对于他竞争诺贝尔是有地利人和等因素的），再次翻阅时却怎么也读不完了。
第二种交往则是另一种情形，作者先是躲在——无论是他故意还是被文艺评论家们所忽略——一个极隐蔽甚至卑微的角落里，默默无声，读者可能看见了，却忽略了，刚翻开了书的扉页，却又总是会不耐烦地合上。直到某一天神使鬼差，那个粗枝大叶的读者才发现了新大陆般，知道了他往日所忽略的人士的可贵之处，而把他的的作品一读再读。而那名低调的伟大的作者此时又会无比慷慨，总不会让多次带着儿童般的猎奇心理的读者空手而回。
我阅读梁宗岱的经历恰恰是第二种情形——随着各种机缘巧合，他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第一次看到梁宗岱的名字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当时我们用的教材是王瑶、钱理群、温儒敏三个人共同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相对于那些面目可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来说，它无疑是一股清风，吹散了那些笼罩在我们初学者头上陈腐文艺观。当时热衷于标新立异的我更是把这本书上的观点和看待文学史的视角奉为圭臬——是啊，在我需要学术偶像的时候，王瑶、钱理群，鼎鼎大名而富有斗争精神，在我看来，他们的人格魅力——主要来自崇拜者们的口耳相传——可以摧毁任何一种反对他们的声音，可以遮蔽他们任何在学术上的不足。
在编写现代诗歌这部分内容时，王瑶钱理群们把笔墨落在了胡适郭沫若、还有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等。而梁宗岱和他的纯诗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只是不经意地占据一个极小的段落，语焉不详得让我提不起一点兴趣去阅读他的任何文字——现在我知道，这是把任何一本书奉为圣经都会导致的偏执和幼稚。
大学期间我着魔地阅读现代诗歌，而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糟糕透顶的藏书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失望——即使在其中可以读到里尔克、艾略特等人的诗作，但是却几乎没有一本中国现代诗人的诗集。直到一天下午，我猫着腰在其中一个书架看见了几本有点发黄的书——那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苑译林》——其中一本收录了里尔克的《严重时刻》，它深深地震撼了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
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来。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着我。
多好啊！经过翻译后，诗歌依然保持着一种奇妙的韵律，而每一节的最后一句都像魔咒一样撞击我的内心。我兴奋得赶紧把书从图书馆里借出来，跑到装订部把书全部复印，然后用硬书皮装订成一本深绿色封面的“复印书”。直到装订工人把原书和复印书一并交还给我时，我才注意到书的具体名字：《梁宗岱译诗集》。梁-宗-岱，从那个美妙的下午开始，我把这个名字深深地刻在我尊敬的诗人名单里——即使我看到的仅仅是他的翻译。再看看他翻译布莱克的《天真的预示》吧，他对格律精妙的理解，丰富的现代汉语词汇，让他在翻译时像魔术师一样的神奇：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年青时的梁宗岱才华横溢，用法文翻译的《陶潜诗选》让梵乐希、罗曼•罗兰等人击节；他把梵乐希的诗作翻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刊在《小说月报》上，使法国大诗人的精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回国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年方28岁……
“我第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是梁宗岱先生。一天早晨，他来到我家里，年青而且漂亮。他操一口很清楚的法国话，有时比通常说的还简炼些。”说这句话的是大名鼎鼎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梁宗岱叫他梵乐希）。这是我见到的把梁宗岱描写得最为神采飞扬的段落，而当我看到这段话时，我这个前中文系的学生，已经离开了大学校园两年了。
（二）
在阅读诗人梁宗岱的《诗与真》时，我甚至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现代汉语在它的诞生之初就已经成熟了。我看梁宗岱的文章总是会感叹：他的词汇太丰富了，到处都是珍珠一样的词语和句子在文章的波涛里起起伏伏，璀璨夺目；他对波特莱尔、马拉美、里尔克等人诗作的深彻领悟，用现代汉语把莎士比亚的152首十四行诗翻译成152朵现代汉语之花——他对诗歌韵律的精心运用，让细心的读者不但可以看到花的形状和颜色，还可以聆听到花朵开的声音……他和徐志摩谈论诗歌、与刘海粟谈论绘画，评论大文豪梵乐希、李白与歌德，毫不客气地提出“文坛往那（哪）里去”并自己寻求答案：文采飞扬，全都是诗一般的遣词造句，《诗与真》中的梁宗岱是多么意气风发啊。
经历过文革的风雨后，在旁人回忆他的文章里，外国文学教授梁宗岱在参加研讨会时总是一言不发，散会后面无表情地离开。后辈向他请教，他总是大谈自己又研制了一种新药，对于某种疾病很有疗效——没有谁能想到他是当年在文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梵乐希、罗曼•罗兰的至交：诗人梁宗岱变成了老头梁宗岱，把自己的文学才能彻底地隐藏（抛弃？）了。
常识告诉我们，梁宗岱并不是唯一有这样遭遇的人，他“自绝于文学”的选择也并不稀奇。沈从文放弃了小说写作而改行研究文物，郭沫若解放后几乎没写出一首好诗，曹禺后来也没能再写出《雷雨》、《原野》、《北京人》等经典作品。我的老师马达先生也曾说过近乎赌气的话：“文革前我发表的文章是很多的，没想到反而被人当把柄，文革后他妈的不写了！”这似乎应了一句已经用得很滥的话：天才都是用来浪费的——即使这个浪费是被动的。
现在读《诗与真》中的句子，特别是读到梁宗岱论述艺术家的作品与艺术家的生命的段落时，不自觉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成语：一语成谶。
一个艺术家朋友指着一个雕塑对梁宗岱说：“它的作者是我的一位好友，不幸年青的时候死了。但这有什么，对于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件有生命的东西。”梁宗岱听了深以为然，他在信中对刘海粟说：“一个艺术家只要创造一件有生命的东西便可以超生死，轻是非了。”我想，梁宗岱的内心是骄傲而强大的，首先他确信自己创造过有生命的东西；其次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无论采取哪一种生活方式，都会是诗意盎然，不枉此生。我不禁惋惜地想，在梁宗岱写信给刘海粟写信的时候，命运之神就偷偷地在他身上播下了一粒残酷——至少在外人看来——的种子：天才夺目，但注定短暂。
老头梁宗岱远离了文学，但是诗人的气质依然存在：可以和辉煌的往事做出这么彻底的决绝，本来就不是一件谁都可以做得到的事——艾青等诗人在文革后不是重操旧业，因而被称为“归来者”吗？老头梁宗岱晚年沉迷于制中药、养鸡，并自称“有七十个第一”：无非是什么喝酒第一、养鸡第一、制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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