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贿考案始末(中)
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贿考案始末(中)由于每次科考时自上而下都防范极严，考官一出京城，就不允许会见亲友，到达目的地后，更有监视他们的官员在侧监督，想要走主考的“后门”远非易事。思前想后，周福清觉得一旦主考殷如璋到了杭州，不要说见他的面，就是送一封信也难，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殷如璋由京赴杭的途中设法。那时南北交通的主要途径一是先由北京到天津，然后乘船经上海到杭州，一是由运河水路直达。当打听得知殷如章此次来杭是取道运河、其间要在苏州稍事停留后，周福清就认定只能在苏州相机与殷联系了。
于是，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七月二十日（8月31日）这天，周福清就带着仆人陶阿顺（这陶阿顺原本在绍兴府城陈顺泉家佣工，当年七月，周福清才向陈顺泉借到自己身边使用）由绍兴启程了。他们中途经过上海，于七月二十五日晚到达苏州，泊船静候殷如璋等人所乘坐的官船的到来。两天后，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在七月二十七日如期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
周福清得知这一消息后，不敢怠慢，当即派陶阿顺拿着事先拟好的、一封带有关节字样（所谓关节，是指与考官事先约好，在试卷某处用某几个字眼作为暗号）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并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没想到这陶阿顺是一个粗人，由船夫驾了小船悄悄划到大船边后，竟然将名帖信函一并交给殷如璋的差人。而此时，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见差人送上一个厚厚的信封，心中大约早已有数，便将信封放在桌上，当然是想等周锡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可谁曾想，这位副主考多少有点不识相，屁股沉沉地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也许是他也早看出端倪，故意不走，想看看殷如璋如何应对）。殷如璋无奈，只好故作镇定，与周锡恩海阔天空地继续闲聊。
陶阿顺在官船边左等右等，不见一点消息。于是，没有见过世面更不懂官场规矩的他，终于耐不住性子，对着官船大声叫嚷：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听他这么一喊，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便示意周锡恩拆阅来信，发现信封中“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 （见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浙江巡抚崧骏的奏折）
至此，周福清贿考事已完全败露，殷如璋只好摆出一付义愤填膺的样子，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押交苏州府收审。知信中系嘱托关节情事。提讯该家丁，供词闪烁。由苏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维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督饬杭州府知府陈?亲提审讯”（同上），陶阿顺当即供出自己是受周福清指使。
崧骏在这道奏折在叙述案发经过和陶阿顺供词之后，接着陈明了自己已经采取的措施：“查得马姓官卷通省只有马家坛一名，周福清之子周用吉，核对三代内父名相符，均会稽人，一并扣考，以免物议。其所列之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殊难悬断，无凭查扣。”最后提出：“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相应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九月四日(10月13日)的上谕批准了他的请求：“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
七月二十七日陶阿顺送信一去不回，周福清就已知道事情不妙，吓得生了病。他先避住上海，大约八月下旬返回绍兴，后来周福清自知此事最终是躲不过去的，为了避免牵累亲朋和家人，就自行赴县衙投案自首了。周福清自首后，经过杭州府知府陈（左“王”+右“鹬”字去“鸟”）审讯、浙江省藩臬两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会审，巡抚崧骏在亲提研鞫之后，于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将周福清所供奏闻：
“七月二十日(8月31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9月3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试，俟主考允诺，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次日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9月5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官卷马家坛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住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讯办。钦奉谕旨，遵经饬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试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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