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拂去了西夏的尘封？
申公无忌贺兰山下，有一大片沉睡近千年的王陵废墟。它就是“消失的王朝”西夏国的王陵。
在3号陵、即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陵前，我低头无语，感慨万千。一个与宋、辽、金并存，且沿续了189年的王朝，轰轰烈烈地走来，却突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我的耳傍，回响着1134年秋天汉族民族英雄岳飞吟诵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历史的回音，是那样的深沉，叫人铭心刻骨。但是，这首诗词，应该同西夏王朝没有什么关系。此时的南宋王朝，似乎正与西夏一样，在历史舞台上与女真人的金王朝周旋，既有战又有和，呈现出三国鼎立的格局。
然而，蒙古铁骑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个短暂的历史平衡。铁蹄之下，西夏、金国、南宋，一一消亡。然而，女真人还在，汉人依然沿续，唯独创立了西夏文明的党项人，却不知所终。西夏，留下了一大堆历史的谜团。
元朝统治者，后来修撰了宋辽金史，留存于世。唯独西夏，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
西夏是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史称“大夏”。因其在中原大地的西面，当时的宋人则称之为“西夏”。宋辽金史，均有夏国篇，但语之不详。西夏有国，却没有正史，留下的史料也是少之又少。我们只知道，西夏有文字，也祟尚佛教。如此而已。
西夏的文明，直到1804年，才被一个叫张澍的人，在不经意中拂去了它的历史尘埃。
张澍，清代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生于1776年，卒于1847年。字百瀹，又字寿谷、时霖等，号介侯、鸠民、介白。凉州府武威县（今甘肃武威）人。19岁中举，24岁中进士，26岁即任贵州省玉屏县知县。后曾任遵义知县、广顺知州，四川屏山知县，兴文、大足、铜梁、南溪知县，江西永新知县，代理江西临江府通判等职。《清史稿》有传。1804年，张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养病。也许，这是上天的一种安排。正是他的一种好奇心，打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大门。这一故事，堪为佳话。
有一天，张澍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一路谈笑，不觉已走到寺院深处，这时，张澍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四面被人用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这个亭子为什么要砌封起来呢？寺里的和尚说：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有一种说法：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报应。因此，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亭子一步。
亭子里面，究竟封存着什么？张澍天生胆大，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不以为然。他向和尚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他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总算答应了。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禁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字是认识的。
这究竟是文字还是什么特殊的符号呢？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他因此看到了石碑的另一面。这上面，居然刻着汉字，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然而，在碑文的年款处，张澍震撼了：“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知道，“天佑民安”是西夏的年号。因此，他断定，碑上那些奇怪的文字就是已“死亡”了几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
这块石碑就是现在被称作“天下绝碑”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由此拂去历史的尘埃。西夏碑，也从此成为破解西夏文字的“绝版字典”。张澍后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说：“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奇书矣”他还有诗说：“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人辩鲁鱼”。至于这块护国寺的石碑，怎么又跑到清应寺中，以及由何人封死此亭，又有一些传说。此处不提。
西夏文明的重新发现，似乎不能不提及两个外国人。尽管，今天的评价，仍然称他们是中国文化的“掠夺者”。这就是俄国人科兹洛夫和英国人斯坦因。1908年，身为军人的科兹洛夫，受俄国皇家学会的派遣，率领探险队来中国探险。1908年到1909年间，科兹洛夫曾先后两次来到额济纳河下游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地带的黑水城，进行搜索挖掘，发现了一大批保存完好的历史遗物。比如，他在城中西夏佛塔内找到了成捆的西夏经卷以及其他朝代的历史珍宝。其中有书籍、文书、手稿、佛像、绘画等珍贵文物。据他本人的《游记》记载，仅书册、画卷和单页手稿的总数就在20000份以上。其中，举世闻名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8000余种。包括译自汉文典籍的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类林》等；用西夏文编写的《文海》、《音同》、《杂字》、《圣立义海》等字典、辞书。其中，一本由西夏文和汉文合壁的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更是尤为珍贵。该书是一本双音对译、词义互解的工具书。书中所列西夏文与汉文两种文字的词语，都有对应的词义和注音。这样既便于懂得西夏文的人学习汉文，又便于只懂得汉文的人学习西夏文。可以说，这本辞书的出现，让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破译现存的任何西夏文献了。
那个英国人斯坦因，更是大名名鼎鼎，其曾参与敦煌等中国文化历史遗迹的发掘和掠夺。这个人，曾经骗取敦煌莫高窟王道士的信任，用少量的银子，换取了大量的莫高窟珍贵的历史文物。1913年到1915年间，他又第三次到中国探险，在重访和田、尼雅、楼兰遗址，以及到敦煌之外，还发掘了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据此，他写出了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其中，亦对西夏文明有众多阐述。据说，现在有关西夏文明的大量文物，都保存在俄英等国，估计同这两个人，有重大的干系。但是，不管如何，他们对西夏文明的研究，是有重要贡献的。回避这一点，似乎不是客观的历史研究态度。
西夏文明的再发现，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西夏王陵的发现和发掘整理工作。位于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唐代陵墓。这些散布于荒野之中的金字塔型的黄土堆，曾被称为“东方金字塔”。历史的谜团，一直没有打开。
1970年的初春，一位陕西考古工作者乘车经宁夏前往内蒙古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距银川市不远的贺兰山下，分布着一大片高低不同的黄色土丘，推测这片气势恢弘的陵墓建筑群是高大封冢的“唐墓”。但是，当时宁夏史学界和考古界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这片陵墓群的归属，究竟是什么人。据说，这位考古工作者将见到的所谓“唐墓”告诉宁夏的有关人员时，闻者也是茫然的。
1971年冬天，兰州军区某部在贺兰山下修筑一个小型军用飞机场。十几天之后，几个战士在挖掘工程地基的时候，意外地挖出了十几件古老的陶制品。它们当中有几个破碎的陶罐，还有一些散落的碑块。上面竟刻有一行行的方块文字。战士们谁也看不懂。部队首长看过后，命令战士们立即停止工程挖掘，迅速报告宁夏博物馆。当时，有一位叫钟侃的研究人员，正在博物馆工作，他和他的同事来到距离银川市40公里的工程现场，对现场进行保护，同时开始抢救性挖掘。10天之后，一个古老的墓室终于重见天日。墓室中发现了一些武士像等巧夺天工的工笔壁画，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古代精巧的工艺品及方砖等陶制品，方砖之上布满了一个个方块文字及花纹。经钟侃等人仔细研究和测定，认为这是一个西夏帝王陵墓（即6号墓），出土的方块字，正是“天书”一般的西夏文。钟侃，这位196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年轻人，也成为西夏史的研究权威，后曾任宁夏博物馆馆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曾著有《宁夏史话》、《西夏简史》等著。1972年8月，中国考古界公布了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此后，中国的考古工作者，集中发掘和整理了6号王陵（第四代西夏皇帝乾顺显宗）和7号王陵（西夏中兴之王仁宗皇帝仁孝之墓）等墓，发现了大量的西夏王朝的文物。前些年，又对3号王陵（即李元昊墓）进行保护性发掘。这些墓群，就是今天人们到银川，必去的旅游圣地之一。
可以说，西夏的文明，经历如此曲折，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在后人面前。模糊的一切，自此变得清晰起来。党项族原生活在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以及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草原地带，曾是西汉西羌族的一支,也称“党项羌”。后党项族人大量迁居内地，也有人称系北魏鲜卑族拓跋氏之后，曾被唐赐李姓，北宋时又被赐赵姓，在今宁夏一带定居。至唐朝末年，党项族势力逐渐强盛，其祖拓跋思恭据夏州，封西平王，袭夏国公，“虽未称国而王其土”。1038年，拓跋思恭后人李元昊脱宋自立，国号大白高国，史称“大夏”和西夏。其疆土，包括宁夏全部，甘肃大部，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关，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西夏国历经十帝，1227年，被蒙元帝国所灭。党项族也遭灭顶之灾，从此消失。西夏文字，亦成为“死文字”。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西夏文字在宁夏似乎随处可见。就连西夏王陵前买贺兰山石的小贩，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为客人刻出西夏文的印章。灿烂的历史文明，终竟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住的。即便是雄霸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他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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