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富人推荐《有闲阶级论》
王东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的竞争法则。19世纪，这种流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了美国富人的热烈欢迎。一位亿万富翁，就以诗一般的语言大发感慨：“玫瑰花只有将它周围环绕的小芽苞牺牲掉以后，才能给观赏者带来芬芳。”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有了这种富者至上的理论，富人当然可以尽情享用自己的财富，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而无惧社会舆论的谴责。
然而，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却像一位星外来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静地剖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1899年，他出版了《有闲阶级论》一书，对富人的粗俗不堪，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并由此及彼，由有闲阶级谈到制度，从心理学和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制度的演化，创立了制度经济学派。
在本书一开始，凡勃伦就将目光延伸到历史的源头，顺流而下，探寻有闲阶级的产生过程。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由于不存在经济特权和社会分工，有闲阶级尚未出现，但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孕育了有闲阶级的胚胎。到了人类未开化阶段的初期，有闲阶级已经呼之欲出，这时，社会分工已经出现，一部分人开始不事生产，成了有闲阶级。他们统管政治、战争和宗教等非生产性事务，而且牢牢掌握了对他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从事的工作，无比光荣神圣，他们的社会地位，更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在未开化时代的末期，有闲阶级迅速发展壮大，封建时代的欧洲和日本就是例子。在他们这些国家里，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泾渭分明，划分极其严格。
有闲阶级的产生和所有制的出现，是同步进行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私有制一旦出现，人类就围绕财富的占有，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凡勃伦认为，人们之所以要占有财富，与其说是满足生理需求，倒不如说是为了面子。谁拥有的财富多，谁就是社会的优胜者，不仅社会地位上升，还可以获得别人的赞誉，从而使虚荣心得到满足。所以人人都是欲壑难填，永不满足。这一点，我国明代《金瓶梅词话》说得最为刻骨：“单道世上人，营营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财色酒气圈子。”
有了财富，如果不显山露水，那也只是孤芳自赏，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更博不到荣誉，所以有必要以某种方式来焙耀自己的富有。从古到今，有教养的人一直认为，炫耀财富的最好方式，就是享有余暇。凡勃伦举了礼仪的例子。他认为，礼仪的起源和发展，都是因为它能证明有闲。熟谙礼节，需要耗时费钱，劳动阶级起早贪黑，累死累活，自然没有时间去学什么礼节，所以就成了富人的“专利”。尽管礼节也可以表达敬意，表明身份，但刨根究底，还是为了表示荣誉。现代人事务繁忙，行色匆匆，礼仪大大简化，就足以证明礼节是有闲阶级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性大为加强，人们社交范围也随之扩大，富人要想给陌生人留下富有的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大量消费，所以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一掷干金，买东西从不讲价，过着佳看美酒、肥马轻裘、歌舞升平的奢侈生活。当人们对这些变得习以为常时，他们又开始购买爵位，。给自己脸上贴金。如理发学徒阿克莱特发明了旧式纺织机，一夜暴富后，不惜重金，买得一个爵位，改头换面，混迹于上层社会之中。
凡勃伦无情地批判了有闲阶级之后，又转而讨论制度问题。在他看来，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习惯。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以及法律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制度受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会随之而变，而它的变化是通过个人思想习惯的变化来实现的。对思想习惯的调整，社会各个阶级的难易程度不尽相同。有闲阶级生来就趋于保守，这已是一个普遍认可的事实。
凡勃伦对其中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认为，有闲阶级反对变革，主要是出于本能。人都有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心理，对标新立异之事，会有本能的反感，只有在环境的压力下迫不得已，才会去接受它。有闲阶级养尊处优，衣食不愁，恰恰缺乏压力。当然，维持既得利益，也是有闲阶级保守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变革，都会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尽管变革后，整体生活水平可能会有所提高，但对有闲阶级而言，至少在短期内看来，改革有损无益，因此，他们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百般阻挠改革。
有闲阶级的保守性，还体现在对他人的间接影响上。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的增加总有限度，有人拿多了，就有人没得拿。有闲阶级肥了自己的腰包，同时也造成了一个赤贫阶级。这个阶级迫于生计，颠沛流离，没有闲暇去学习、吸纳新的思想与社会习惯。所以，他们与有闲阶级一样因循守旧，这就使得社会更趋保守。可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闲阶级非但起不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反而是一个障碍，人们甚至把它当作保守、没落、腐朽之代名词。
《有闲阶级论》问世后，震惊了美国上层社会。凡勃伦无比辛辣刻薄的语言，剥去了富人华丽鲜亮的外衣，透视到他们的心灵深处。富人就像当街被人脱光了衣服，羞愧难当，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哪一个富人可以挥霍无度而不遭人讥笑。另外，凡勃伦重视制度，主张综合多个学科，来进行经济分析，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影响。
但无论他本人，还是其追随者，都未曾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因此，由他亲手缔造的旧制度学派，也就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消沉下去，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加尔布雷斯重振旗鼓。由此看来，就像修房子没有钢筋水泥就不坚固一样，任何一个经济学学派，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理论，总难免有日暮途穷的一天。 穷人一个 :pais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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