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处长”何以有四十位教授去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远东控股集团首席品牌官 徐浩然 2008年9月10日 近日，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纪显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这就是‘官本位’思想，说到底就是高校‘衙门化’”。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举例说明，“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9月6日《新快报》) 大学本来应该是淡泊名利的教书育人之所，不过在“做官为大”的本位思想在国内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即便我们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官本位”向象牙塔的侵蚀就依然难以避免。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曾痛斥说“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 “官本位”就是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为本，公共行为的实施以“官”的利益需要为取向，公共资源的配给以“官”的价值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的教育改革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对大学的行政管理依然沿袭着上个世纪五六十计划体制下的层级管理制度，再加上国家目前还对不同的高校划定了不同的行政级别，使得大学这个最应远离官场气息的地方反而带上了浓郁“官本位”色彩，“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而成为了活生生的高校现实。去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参加某高校论坛的时候，痛批某些大学的“官本位”现象有抬头之势，某些功利主义思想影响着学术的发展，使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失去色彩。从教育部领导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听出他对大学“官本位”现象死灰复燃、日益盛行的担忧。 “官本位”是对教育的巨大伤害，对为官者而言，现如今各公办大学的主要领导皆由上级机关行政任命，因而这些领导们在上任前后，都是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他们没必要把自己当作为学校为教师服务的公仆，为官一任中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去造福一“校”，而是把学校的这个职位当成一块职务升迁的跳板，大学“官本位”必然导致功利主义的盛行，这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目标相去甚远，一些急功近利、劳命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学校里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官本位”盛行的校园中，即便花巨资盖了“大楼”，也难以蓄养或引进“大师”，更谈不上营造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大气”氛围。 大学“惟官是重，惟官是大”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偏离了“惟才是举”的轨道，知识型人才在官僚型人才面前处于被矮化、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老师们的师道之尊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某些大学的学术组织也以官职大小来排序和进行资源分割，真正有知识有能力的老师们的学术权力得不到主张，处于失语半失语状态。迫使很多优秀的高校教师为成就一番事业只能往狭窄的“官道”里挤，有了一官半职之后方能为自己的教育和研究争得一席之地，功夫用在做官上以后，学术腐败、学术浮夸与浮躁之风就骤然吹起。至于“官本位”思想对学生们的影响就更加的恶劣，有的学生也懂得“学而优则仕”，某高校学生会下面一个小小的部门竟然设有部长、常务副部长、执行副部长、副部长多人，比部门成员还多，为当上学生干部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当上学生干部的也不是为学生服务，而是摆架子讲排头，粘惹很多不良的官场风气。 “官道”与“师道”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都讲奉献，可是善于为官者未必是一个好老师，反之亦然。我们不缺会做官的大学领导，但是缺乏会真正爱师、爱校和爱学生的领导，当然这倒并不是说，大学不需要好的领导，恰恰相反，一个称职的大学管理者，正是一个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勇于肩负教育使命、具备教育精神、甘愿为老师和学生服务的好“公仆”，只是这样的教育人才实属难得。 教育是一个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业，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对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先有重教，才有爱教，在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的期望中，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高校中重塑师道之尊，把最高的荣誉和待遇留给最好的老师，把学术的资源配置的权力最大程度上地还给最优秀的老师，使教师能够安心乐教，广种桃李。 又逢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除了希望每一位教师都能身体健康、节日快乐，我们更希望，中国的高校早日脱离“官场”的巢臼，不再“衙门化”，大学由“官本位”向“师本位”回归，这不仅是大学理性与价值的重返，是社会人本精神的进步，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就千秋伟业的必然路径。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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