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易学探究
清初易学是清初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仅限于对个别易学家的探讨，而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鸟瞰，以就教于同道。就其易学宗旨及主流而言，清初易学总体属于宋明易学范围，尤其是程颐《伊川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被元明以来奉为制艺范本而士子无不以此为圭臬，其传播甚广，影响巨大。清初承晚明而来，程朱易学对清初易学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在清初的明遗，如孙奇逢、方以智、王夫之、钱澄之、刁包、张尔岐等，以及清廷、儒臣诸易学，无不寝馈其中，就是一些明遗，如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以及儒臣如毛奇龄、胡渭、李塨对宋易的批判与考辨，也仅限于其图书先天太极说部分，考证其伪，而对其他方面大体是认同的，尤其是思想上的发挥，则直接继承宋明理学的路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初易学以宋易尤其是程朱易学为主。
从演进的轨迹看，清初易学大体在时间上分明遗易学与清廷及儒臣易学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尽管它们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大体相同，但由于政治倾向不同，其用心也就不一致。最明显表现在通经致用方面，明遗易学批判性较强，提出的一些经世主张，不为清廷服务，旨在总结明亡的经验与教训，而清廷或儒臣的易学提出经世主张都是为巩固新朝服务的，具有建设性的色彩。清初易学在逻辑上则可以视为从宋易至程朱易学，再到批评或考辨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之伪的过程。清初学术承明而来，作为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易学大都不出宋明易学范围。由于当时学术界对王学末流的批判，使学术界逐渐转向尊朱并得到清廷的支持，朱子学渐趋主流。就易学而言，由于程朱易学为明代纂辑的《周易大全》所乱，王阳明等没有专门的释《易》著作，明遗中非尊程朱易学诸大师退出学术坛坫等原因，还程朱易学本来面目，推尊程朱易学成为一时学风，程朱易学占主导地位。另外，清初学术受晚明以来考据学风 在当时不占主流 的影响，一直存在着一种怀疑、考辨经典的趋向，表现在清初易学上，就是转向批评和考辨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之伪。这种批评与考辨应属于宋易内部的调整，因为大多数的批评与考辨者对程朱易学的义理部分是给予肯定的，因此这种批评与考辨与以后汉学的兴起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从这种批评与考辨本身不能得出转向汉学或导致汉学复兴的结论。至于乾嘉时期的汉学家把这种考辨当成汉学复兴或复兴的先导，那不过是他们主观的逆推，为其复兴汉学寻找依据或借口。
清初易学在思想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卜筮、象数与义理关系上，他们大都主张两者兼顾，反对割裂。但更多的是侧重义理，或者以卜筮、象数为手段，以明理为目的，就是谈象数，也与术数家脱离义理而空谈象数有所不同。他们治《易》把卜筮与象数纳入义理之中，阐述义理或易道，把《周易》视为明理之书，反映《周易》作为古代经典的性质。在《易》、天道、人三者关系上，清初易学坚持与发展了易统天人的观点。从《易》与天的关系看，他们大都继承《周易》关于“易与天地准”的思想。主张《易》与天道一致，天道是《易》的源头，进一步说天道本身就是易，肯定天道自然的根源性。而《周易》不过是本天地而作的，《周易》正是依天地而作，反映天地自然，所以才能为人提供服务。在天与人关系上，他们同样赋予天以优先地位，借《周易》阐述了人应如何遵循自然法则，以及这种遵循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也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及其能动作用，人在适应自然的同时，也能改造自然，为人服务，发挥“财成”、“辅相”之旨。在人性及道德修养方面，指出《周易》对人内心精神世界探讨的积极意义。清初易学从《周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之旨出发，坚持性善论，这种性善论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肯定作为天的产物或精灵，人生来都有性善的因子，不过潜在于内心，其蒙发光大，要靠后天的修养，而且还需要有一个渐进过程。他们的继善成性思想把先天的善因子与后天的努力修为结合起来。另外，他们都反对空谈性理，倡导修养与功事统一，这又与通经致用相一致。在通经致用上，他们都善于把学《易》与用《易》结合起来，明确表示学《易》是为了用《易》。清初易学治《易》都期以实用，小到日伦日用，大到安邦治国，都从《易》中找到思想原料。他们有的借释《易》总结明亡经验教训，透露出一种救世的忧患意识，有的则借《易》为当权者出谋划策，提出建设性意见，希望持盈保泰。目的虽有不同，但经世则一。古为今用是中国治史的好传统，清初易学阐发的一些思想并未过时，在当今社会仍有价值。 去掉清朝初期 :D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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