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
骨子里差异很大的中日文化学苑出版社骨子里差异很大的中日文化 由于中日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很多人认为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具有极其相似的文化特性，甚至把因为中国文化曾经是日本文化的老师，就认为共同的文化渊源使得中日两国之间不应该存在什么文化壁垒，彼此之间应该很容易沟通理解。但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越是认为中日文化相似，越是一厢情愿地希望对方按照己方的行为模式为人处事，在现实中反而越容易四处碰壁，遭到对方的强烈反感和排斥，遇到很多完全预想不到的困惑和不解。那是因为越是强调中日文化的共性，就越容易忽视对方文化的异质特性，缺少对异己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也越容易用己方的价值观念来判断对方的行为方式是否适当。在现实中遭遇许多文化冲击和挫折后，又受到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先入为主观念的干扰，不能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所遇到的文化冲击和挫折，反而把这种挫折感诉诸于情感：中国人指责日本人自私、冷漠、狭隘、排斥异己和斤斤计较，而日本人反过来抱怨中国人马虎、拖拉、不拘小节、假公济私和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相互指责埋怨不断升级，严重伤害了两国国民感情。
在文化的表层，比如像汉字、插花、茶艺、节庆风俗等，中日文化确实存在很深的渊源和相似性，这种表层文化常常是动态的，容易相互借鉴和学习，也容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是文化中的“深层结构”，也就是另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为这种类型的文化，而不会成为其他类型的文化基因则以稳定为常态。“深层结构”往往不像表层文化那样，容易被人察觉，但是它却作为支配人们行为的潜移默化的法则牢牢地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人们往往把日本文化比作是各种外来文化熬成的一锅“大杂烩”，或者是一张白色的画布，上面由外来文化涂抹成的各种颜色和图案就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总体。但是笔者却认为可以把日本文化形象地比喻成一锅“西红柿汤”，不管这锅“西红柿汤”中加了多少其他材料，其基础依然是“西红柿味道”。
丸山真男则把日本文化比喻成一首交响乐曲，它的主旋律固然是外来的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但是这首交响乐曲的低音和声却始终都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乐曲主旋律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低音和声部分听起来虽然不像主旋律那样明显，但是它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并“执拗”地反复出现，牢牢地控制着交响乐曲的基本风格底蕴，规定着曲子的行进方向［1］。丸山真男还指出，由于处在大陆边缘的地缘特性，使得日本既对外来的文化极度敏感充满好奇，同时又顽强地保持着日本固有的文化根基。他把日本这种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称作为漏雨型模式，它不同于“洪水型”的朝鲜文化，被洪水般强大的外来文化同化了，而是像天井中滴滴答答漏进的雨，既不用担心被漏进来的雨水淹没，又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保证只要下雨，就会有雨水漏进天井之中，然后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决定要不要留下这些雨水。换句说，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时，并不是不加选择，而是自主性地选择吸收符合自身文化特性的外来文化，从而很好地保持了日本文化善于吸收其他文化同时又能坚持固有文化特性这一对立统一关系［2］。
鲁思·本内迪克特在她的著作《菊与刀》一书中，也曾提到：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入混乱和不便［3］。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本内迪克特进一步指出：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从中国输入文化，却从一开始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始终未能采纳足以取代其等级制的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官僚制度以及把各种身份、职业的人联合到一个庞大家族之中的中国式宗族制度［4］。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但是引进的过程依然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和魂洋才”，即一方面日本依然保持固有的基本组织模式和与其相配套的伦理道德观念，另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一部分制度文化，却竭力反对引进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以个人主义为根本特征的西方思想文化。即使二战之后，日本大力进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却依然保持着日本固有文化基因的稳定，没有导致社会以及文化的混乱，天皇制依然存在，构成日本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企业、官僚机构依然保持着日本基本组织模式的特点，“执拗”地反映着日本文化基因的底蕴。
通过上述分析，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日本文化绝不是外来文化的附庸，在日本文化的画布上抹上的各种颜色虽然是外来的，但是日本文化的基因却决定了它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涂抹在自己的画布上。就像日语里面既有汉字和外来语，但是把这些语言材料组织起来的却是日本固有的语法体系。
日本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日本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当然也决定了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性。下面将继续深入剖析中日两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本质差异。
残留孤儿无根困境产生的文化背景
——强调血缘资格、家族本位的中国文化和强调作为生活
共同体的“场”、小集团本位的日本文化
杨国枢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一书中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家族。因为家族既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唯一重要的团体，而且对一辈子都生活其中的个人，从小就施以严厉的管教（通过家法和族法），自然会使人们养成一套以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强烈经验和习惯，因而在参与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活动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处事方式推广、概化或带入这些非家族性的团体或组织，所谓的家国天下本质上都一样的，国就是扩大版的家族。总之，在个人和团体关系方面，无论就家族而言，或就家族以外的团体或集体而言，中国人的主要运作方式都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础［5］。
与强调家族本位的中国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更强调生活共同体的小集团本位。和拥有大面积平原的中国大陆不同，日本是一个国土五分之四都被山地覆盖的岛国，可耕作的农地星星点点地散落在群山之间，由于山路阻隔、交通不便，日本的村落几乎是闭塞独立的小社会。在这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下，从事需要大量人力，需要及时抢种抢收的水稻耕作，或者是遇到常有的地震、台风、火山等自然灾害时，比起山外拥有相同血缘的亲属，与同村的近邻相互协作要更有效的多。闭塞而独立的村落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船上所有的成员都是命运共同体。这种朝夕相处、老死不离的生活共同体就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基本组织。中根千枝把这种生活共同体叫做“场”。“场”指的是人们生活的共同空间。与“场”概念形成对比的是“资格”这个概念。“资格”是指个人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包括血缘、身份、地位、职业、学历等先天和后天获得的社会属性。“场”与“资格”是个人缔结集团的两个要素。“资格”是明确的，“场”是不明确的。以个人属性为基准而构成的集团被称为“资格”型集团，如特定的职业集团等；不问资格的异同，仅以某一地域、所属单位，即以一定的范围划界构成的集团成为“场所型”集团。和强调各种资格的他国文化相比，日本人更强调对生活共同体这个“场”的归属，而不是强调资格［6］。构成日本社会基本组织的“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表现为村落、封建诸蕃、企业组织。
中国家庭对其成员的认同依据的是血缘资格，对一个人来说，血缘资格是与生俱来而且终身不变的，他加入家庭集团的资格不受时间、居住距离、个人身份、社会地位、财富等因素的影响，一个人一生下来，依据血缘关系，就可以自动取得某家庭成员的资格，不需要做特别的努力，就可以拥有家庭终身会员的资格。根据血缘规定的个人在家族体系中的位置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人的身份也是不可让渡的。这种个人身份不管是在同一地域还是在遥远的他乡，也不管亲属关系追溯多远，都永远有效。因为没有丧失家族成员资格的担心，中国人在家族集团中的心情是比较放松的，不必特别在意家庭其他成员的反应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人际距离较近，容易亲近并相互依赖。
而在日本，一个人如果不是生活在那个生活共同体，也就是共同的“场”之中，即使拥有相同的血缘也不存在自动成为“场”集团成员的规则。由于强调比较接近的共同生活环境，这个“场”客观上不可能很大，所以往往给“场”起个更通俗的名称叫做“小集团”。当一个成员，离开共同生活体移居到别的地方是，理论上便失去了成员的资格。当个人再次回到族人集团中的时候远不像中国人那样受欢迎。中根千枝指出：“在日本，一个离开自己村子长时间在外居住的人，要再次成为村里的会员，会受到很多的社会抵抗。若是自己的父亲还活着，情况会好一些。要是只有兄弟、侄辈，回到故乡是十分寂寞的［7］。”因此，和与生俱来、终身拥有的血缘资格不同，成为小集团成员的资格不是自动拥有、永远不变的，它需要成员对小集团全身心的效忠和奉献。中根千枝还指出，个人加入的这个“场”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个人一旦加入某个集团便没有了退路。“场所型”集团的一种重要特点是：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不可能从属于数个集团。因此，对日本人来说，可靠的所属集团只有一个。在某场所范围内形成一个封闭的天地，依靠成员们感情性的全身心的投入，造成相互之间同舟共济的一体感，从而强化了整个集团的作用［8］。因为缺乏中国家族这样稳固的归属集团，失去小集团的资格就如判了死刑，所以小集团中的成员心理随时都处于紧张状态，为了保持不被所属小集团排斥，每个成员都随时检点和修正自己的行为，以保持与小集团其他成员行为模式的一致性。
虽然中国社会组织并不像本内迪克特多所说的那样是无等级社会［9］，但是中国组织内部的等级关系也远没有日本严格。在家族集团内部，虽然也强调“父慈子孝”的等级关系，实行家庭其他成员服从家长权威的家长制，但是在兄弟之间，虽然也强调“长幼有序”，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兄弟之间并不结成固定的等级关系，而往往发展为一种比较平等的竞争关系，根据与父母的亲近程度来决定谁能占有更多地资源和话语权。家庭男性成员成家之后，由于实行诸子均分家产的继承法则，每个男性成员都能分到一份家产，各分支集团之间在经济上并不形成支配和依附的等级关系。在祭祀祖先、赡养父母以及日常生活方面，各分支也大体处于平等的地位。家产诸子均分制和从家族同级别成员之间发展出来的平等关系和也成为了中国社会平均主义倾向的根源。当然由于缺乏绝对稳定的金字塔式等级关系，平等关系衍生出来的竞争关系更容易使中国社会陷入内斗，出现王朝更替，社会混乱的局面。
而在日本，由于日本人加入的小集团具有唯一性特征，离开这个命运共同体就如同踏上了不归路，所以保证这唯一的安生立命之所的稳定和发展成了压倒性的重要课题。要保持小集团的绝对稳定，就要竭力避免在小集团内部发生竞争和摩擦。经验证明，小集团成员之间如果不分你我、关系过分亲近，反而容易引起摩擦和矛盾，于是日本小集团就格外强调组织内部“和”的重要性，认为保持彬彬有礼的一定人际距离，反而有利于组织的稳定。而这个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稳定的“礼”就表现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关系。在日本社会到处都有等级关系的存在：在家庭内部，不仅父母和子女之间构成等级，就是在子女之间也同样构成长比幼高、男比女高的等级关系。日本长期盛行长子继承制，长子以外的男性后代基本上被排斥在家业继承制外，对于非长子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在家庭之外寻求生活道路。倘若家庭的规模大、土地多，非长子有时也留在家里，但他与继承家业的长子决不是一种平等关系，而是以雇工的身份服务于“本家”。或者，他们别居他处，从长子家中借来土地，成为本家的佃户。在学校，根据入学时间的先后，形成“先辈”和“后辈”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公司，则根据入社时间、年龄、资历、职务等形成高低等级关系。外部集团和内部集团构成上下等级关系。如果一个日本人来到完全陌生的人群中，因为无法确定和对方的等级序列，往往会导致惊慌失措、过分紧张。因此中根千枝把日本称作“纵式社会”［10］。
使用上述理论依据对残留孤儿无根困境进行文化解读有了上面对于中日两国文化本质不同的分析，就可以把它们作为理论依据来对残留孤儿的无根困境进行很好的文化解读了。
首先是针对残留孤儿被告知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之后，不管是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日本人的，还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直到养父母在临死前才被告知真正身份的，都义无反顾选择返回日本这个问题的解读。这里面除了日本比中国富裕的经济原因和担心因为日本人身份而被周围的中国人嫌恶的历史原因之外，还有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要不然就很难解释深受养父母厚爱、已经取得良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一直不知道自己真正身份的残留孤儿，被告知自己的真相后，为什么宁可放弃良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回到日本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体力劳动。促使残留孤儿做出返回故土这种判断的原因正是受到了强调血缘资格、家族本位的中国文化影响的缘故。残留孤儿在中国长大成人，同时在中国文化完成社会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按照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而行动。上节中提到强调家族本位的中国，血缘资格是与生俱来并终身拥有的，不管离开多久多远，回归故土的游子总会受到家人的热烈欢迎、宽厚接纳以及各种照顾。不了解日本文化的残留孤儿同样是根据中国人这样的价值判断，来想象血缘亲人会张开双臂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给与自己像中国父母对孩子那样的无限关爱。另一方面，残留孤儿即使选择离开中国回日本定居也不会完全失去在中国的一切，包括养父母和其他亲属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这是因为中国的家族关系并不受特定生活共同体的空间限制，即使离开了原来的家族居住地，依然可以和亲属保持联系。而且中国人对集团的归属并不像日本那样具有唯一性，个人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团。中国人不是生活在特定的小集团当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之中，这个网以“自我为中心”，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1］。每个人都能感到这张网的存在但并不感觉有一个唯一从属的小集团存在，因为网上的人一般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场”内。这个关系网越大，个人所掌握的资源就越多。所以，对于做出抉择时的残留孤儿来说，离开中国并没有太多的损失，回到日本反而结识新的人和建构新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扩大关系网络，所以这种选择对他来说绝对是弊大于利的。虽然做出这种选择时，残留孤儿往往意识不到是他的文化基因让他自然而然地做出了这种决定。即使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这种文化基因仍然决定了他们会愿意通过投靠亲属和老乡的方式，到完全陌生的外地或者是国外去谋生，中国华侨华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通过到国外打拼，扩大关系网络，获得更多资源，叶落归根回到故乡，依然可以受到故乡亲人的热烈欢迎。
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由于个人所属的小集团具有唯一性的特点，他们轻易不会离开这个安身立命的场所。事实上，也很少听说有日侨像华侨那样，投靠国外的亲属和同乡，一批批到国外独自闯荡的。即使到了现代，那些被企业和国家机构派驻到国外的日本员工往往也会采取短暂的“单身赴任”作为短暂牺牲，来换取回本社获得更高的职位，相反，如果长时间逗留海外，回到本社后，非但很难得到升迁，甚至会遭到其他成员的排斥，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残留孤儿的日本亲属非常清楚日本文化这一特性，残留孤儿虽然和他们具有同样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从小在中国环境中长大，离开了与日本亲属相同的生活环境，也就意味着自动失去了成员的资格。所以有些日本家属不愿意和残留孤儿相认，有些日本家属虽然和残留孤儿相认了，刚开始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却只愿意与残留孤儿作为亲戚来往，反对残留孤儿回故乡定居。这并不是出于绝对的自私心理，而是预想到不懂日语、没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残留孤儿即使回到亲属身边，也不会被强调共同规范和统一行为模式的日本社会无条件接受，更难谈得上在社会上立足了。在中国，亲情有可能超越一切困难，但是在日本，即使有亲情，也无法超越“各得其所、各按本分”的小集团等级制度。中国人熟知的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中，当在关东大地震中失去一切的阿信和丈夫龙三被迫回到九州老家时，却遭到龙三家人的冷淡和嘲讽，不仅在本家地位低人一等，还饱受虐待，甚至失去了孩子，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龙三是家里的第三个男孩，到别处成家立业后，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在本家生活的资格，即使重返本家依靠父母兄长生活，既不会受到家人的欢迎，也不能分得家中的财产，只能低人一等，为本家出卖劳力而生活。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残留孤儿？
回到日本亲属身边之后，残留孤儿通过注重“人情世故”的中国家庭的经验，以为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像中国孩子一样，无条件地得到日本父母兄妹的无限帮助，而且认为他们受了那么多苦，理应得到额外补偿，亲属自然应该对他们的要求百依百顺。而强调义理人情的日本亲属却并不这么理解，他们认为即使是在家庭内部，义理依然是第一位的，而人情是第二位的。每个家庭成员对家庭都有责任和义务，家长要以能力和努力做出表率来领导其他家庭成员，其他成员则要付出全身心的努力来回报家长的庇护，从而使家业得以存续和发展。个人和家这个特定的“场”相比起来，个人永远是从属于“家”这个集体的。为了能和家里面的其他成员长久地和谐相处，就需要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遵守自己的本分，也就是尽到自己所扮演的家庭角色所对应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家庭成员随心所欲、不能无节制自己的行为，过分地依赖家庭和亲人，那么这种行为就逾了“矩”，破坏了家庭内约定俗成的义理规矩，打破了人际关系的平衡，那么就会遭到其他成员的厌恶和排斥，无法和周围人顺利相处下去。这种约定俗成的义理规矩虽然在日本各个集团中无所不在，却没有作为明文的规定确定下来，主要是通过从小到大的生活经验来自然习得这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缺乏日本家庭生活经验的残留孤儿就不具备这种条件了，因为没有明文规定，使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敏感地察觉到这套暧昧不明的义理规矩，也无从了解与其他家庭成员相处时应遵守的底线，所以就会作出许多让日本人觉得是不懂义理的逾矩行为。例如有个孤儿让母亲买了一件又一件衣服，让日本母亲直摇头：“她是我的女儿又不是我的女儿［12］。”意思是从血缘关系上虽然是母女关系，但是在文化心理上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在中国家庭中，有的孩子如果有些出格的行为，也会得到家人的谅解，因为中国人强调血浓于水的亲情。即使孩子出格的行为受到了左邻右舍的非议，中国人依然会像俗话所说的那样，“癞里头的儿子也是自己的好”，千方百计地庇护而不是轻易废除其家庭成员资格。而日本家庭却没有中国家庭这样的独立性和庇护能力，因为水稻协作耕种方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日本家庭单靠自身的力量很难独立生存下去，必须要依存周围其他的力量，所以就形成了日本半开放式的家庭集团。在中国，如果家庭成员受到外人的指责或欺负，那么他的家族成员就会愤愤不平地要求为他讨回公道，从而导致家族之间的斗争时常上演。具有开放性特点的日本家庭却正好相反，如果家族中有谁引起了外人的不满，让家族感到威信“受损“，家族中人就会和外人一起“讨伐”家族成员。由于生活背景的差异，不流利的日语、较土气的打扮、异于他人的行为方式，使得残留孤儿容易遭到周边左邻右舍的歧视，而这种歧视会让残留孤儿的日本亲属感到耻辱，为了抹掉这种耻辱感，就会有意无意地要求残留孤儿修正自己的“特立独行”之处，让他们迅速改造得和周围人一模一样，不再受到周围人异样的目光，才会让亲属们感到心安。而对于残留孤儿来说，他们对亲属们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行为会感到义愤，也会为这种被迫的改造感到委屈，就像长成的大树需要重新压枝捆绑改造成盆景一样感到转变的痛苦。
上一节中提到，等级关系充斥在日本各个团体之中。在日本家庭里，不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即使是兄弟姐妹之间也存在着等级关系，要不时地表示出礼貌和尊敬，日本人对这种“差序格局”习以为常。但是受平等主义影响的残留孤儿却认为亲人之间没有必要过分礼貌，过分礼貌反而觉得生分了。他们对家庭内无处不在的等级关系极不习惯，对差别对待异常敏感，觉得家里人看不起自己，低人一等。第一节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孤儿因为穿弟媳的和服，母亲嘟囔了一句，就气得把和服扔在地上，因为不吃纳豆少拿了个盘子，就以为遭到了差别对待。像这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会在各种小事上表现出来，最后导致双方的失望和关系的冷淡。
在工作单位中，残留孤儿们同样遇到了中日文化差异造成的冲击。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惑就是：对于个人来说是公司第一还是家庭第一。当然无论是哪个社会的个人，其实在生活中往往会加入若干个集团或圈子，比如家庭、工作单位、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团体、同乡会、同窗会、网友圈等等，并在不同的集团和圈子里担当不同的角色，但是这些归属的集团和与之相对应的角色对个人所意味的重要性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总有一个归属团体相对重要，个体也会有一个相对主要的角色。按照残留孤儿身上的中国文化基因，他们最稳固、最永久和最重要的归属集团自然是家庭，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都是家庭第一，或者最低程度也是，家庭的价值并不逊于工作单位等其他归属集团。工作只是让个人和其家庭成员生活得更好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反过来为了工作而牺牲家庭的价值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的。而日本社会却不这样，对于每个员工来说来说，家庭的价值固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按照日本社会的义理，对工作单位的忠诚和完全奉献才是根本的和第一位的，也是获得集团庇护和稳定工作的前提。而且在工作单位这个“场”中的成员资格并不是绝对的和稳固的，如果不能为工作单位尽忠和无私奉献，就会遭到其他成员的排斥而导致归属资格的丧失，即使是换了工作单位，他这个“前科”也会永远伴随着他，引起其他单位的不信任，另找工作的结果往往不是被人怀疑而不被录用，就是待遇降低或遭遇升职障碍，这种社会的普遍排斥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日本员工轻易都不会踩上这条红线，而是会选择不断考虑同事的立场和感受，然后再审慎行事，排除一切个人困难，为工作单位这个集体鞠躬尽瘁。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其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才真正具备了归属于工作集团的资格。而诸如家庭的日常运转、孩子的教育、对父母的日常照顾往往交给妻子来负责，男人们可以为工作加班到深更半夜，提早回家反而会引来周围人的质疑目光和妻子的担心，认为他工作不努力，没有尽到员工的本分。如果这个员工因为没有尽到本分而被工作单位排斥，他的家庭不但不会提供庇护，反而会指责和讨伐他，督促他按照单位的要求改变自己的行为，如果做不到，家庭甚至会因为蒙羞而与他切断关系。正是这种工作价值造成了日本社会比较普遍的男人工作女人看家的家庭分工。在这种工作氛围之中，缺少这种对工作单位完全奉献意识的残留孤儿就会被周围的同事误解为是自私和懒惰的人，进而遭到孤立和排斥，无法取得进入工作伙伴小圈子的资格，永远只是一个“另类”的外人。
在这样一个从一而终式的稳定型工作集团之中，要避免成员之间出现不必要的人既摩擦和内耗，最大程度地发挥团体的合力，日本人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模式，那就是从思想上倡导对工作单位的绝对忠诚和奉献，强调集团内部的“和”，从制度上安排了人际关系上的等级关系，集团内部的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相对固定位置，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权利。然后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社风”来把这套等级制度内化，使集团里的每个成员都能自律性地信守自己的本分，时时刻刻根据与他人的等级差距，采取对应的态度和行为，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等级关系，从而维持住人际关系上的和睦相处和集团的稳定。所以在日本公司里，人们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情形，上司在下属面前是很有权威的，而下属在上司面前总是表现地毕恭毕敬，使用着贴切的敬语，频频地鞠躬作揖。即使是同级别的员工，也非要根据年龄差异、入社先后等其他标准来分个高下，然后再根据这种高下之分来判断采取何种行为举止才合体，极力避免引起对方的不快和造成对别人的麻烦。只有做到这样才会被认作是知礼之人。而在中国的工作单位中，等级关系远没有日本这么森严，领导往往会因为“平易近人”而受到高度评价，下属在上司面前也不必像日本员工那样永远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同级员工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际关系是较为宽松随意的，既不构成等级关系，也不必随时揣摩别人的立场和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工作单位内部也缺乏日本那样从一而终的小集团，不被一个圈子接受的员工，往往会和其他人结成另外一个圈子，再不济，也会有家庭作为稳固的大后方来包容和接纳他，不必像日本人那样担心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接受的危险。残留孤儿从小在中国长大，自然也受到了这种较为普遍的平等主义影响，而反过来无法忍受日本企业中森严的等级制度，无法理解上司对下属高人一等的态度，下属对上司连连鞠躬、毕恭毕敬的礼貌。另外残留孤儿比较贫乏的日语理解能力和粗浅的文化认识能力，使他们像在亲属家庭中一样，很难敏感地察觉到这种集团内部秘而不宣、靠“以心传心”、心神领会来交流的组织内部潜规则。在不同的行为规范指导原则的引导下，残留孤儿不自觉地就容易暴露出易于其他日本同事的行为模式，而在同一性很强、要求所有成员遵守统一行动规范的日本企业集团内部，如果出现异于旁人的行为，就会被视为异端，遭到大家的轻视和反感。在这些日本同事眼中，把不以工作单位作为唯一归属集团的价值观视作是不忠诚，把因为照顾家庭而不能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行为视为不努力，把不和别人保持完全保持步调一致的个性行为视作是散漫，把残留孤儿公私不分的行为视为对公司的背叛。不拘小节的行为是不懂礼貌。他们认为不能心神领会这种社会普遍的义理规矩，不能和他们保持步调一致的残留孤儿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人。无法理解这种心情的残留孤儿则会觉得日本同事是出于自私狭隘而在排斥自己，导致自己饱受冷遇。语言交流能力弱和不被日本主流集团接受所导致的人际交往匮乏，使得残留孤儿们只能被束缚在中国人圈子之中，更加无法脱离中国人的文化理解范畴，去理解和接受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规范，只能在误解和怨恨中越陷越深。
中国把残留孤儿叫做“日本残留孤儿”，那是因为中国的家族本位主义强调血缘资格，自然把残留孤儿当作日本人；而日本则把他们称为“中国残留孤儿”，因为在强调生活共同体的日本人眼中，长期离开日本这个“场”的残留孤儿已经失去了生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他们在中国那个“场”之中生活长大，自然应该算作是中国人。在缺乏交流和对中日两国文化深层次理解的情况下，即使回到了日本，实现了身份转化，文化心理上的转换障碍还是让残留孤儿成了无根可依的边际人。 :D :victory: 狗日本是什么东西 日本人还真有不少优点……礼制就是要划分等级，日本人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 本帖最后由 梁纯 于 2009-1-23 21:15 编辑 ] :D
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勤奋”与“享乐”（上）
学苑出版社日本民族的勤奋性格在世界上十分闻名，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家庭主妇，一丝不苟，勤奋工作可以说是他们共同具有的优秀性格和传统美德。靠着勤奋，日本民族战胜了无数次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靠着勤奋日本民族创造出了无数的世界之最，更是靠着勤奋日本民族保持着几十年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荣耀。应该说，日本之所以拥有今天的辉煌，其勤奋耕耘和精心劳作的性格和传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本民族的勤奋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勤奋努力，埋头苦干的精神受到挑战和反思，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及时享乐之风大有日趋严重之势。在现代日本民族的性格中，“勤奋”与“享乐”共同存在，它们既互为对立，又相互融合，有机结合，并形成了代表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又一典型特征。
一、日本民族的“勤奋性格”
日本民族的加班习惯早已闻名于世，长期的超时工作和睡眠时间的缩短，使日本人的健康受到影响；日本妇女每天不知疲倦的，家里屋外的繁忙身影可以说是可圈可点；日本老人们不甘寂寞，发挥余热，继续勤奋工作的状态令人印象深刻。
1.延长的工作时间与缩短的睡眠时间
加班频繁，工作时间的无限延长是日本民族工作方式的主要特点。在日本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公务员，无论是一线职工还是各级管理者，加班可以说是他们的非正常的“正常工作”，也可以说是日本人早已形成的，被“定式化”了的工作习惯。在日本几乎没有按时下班的习惯，领导不走，下属一般不会走。繁重的工作强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使得人们无法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更好地完成任务。因此，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花费更大的精力去精细打磨。还有许多人为了不愿意让其它员工看到自己的工作效率低下或不愿因自己的工作影响他人，还常常把工作带回家里继续完成。
这样使得普通日本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都在10-14个小时以上，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再加上每天上下班路途上的时间，使得日本人的睡眠时间大大缩短，健康状况受到很大影响。据统计世界上睡眠时间最长的民族是澳大利亚人，平均每人每天9小时以上，睡眠时间最少的民族是日本人，一般在6小时左右。不管工作质量如何，单就睡眠时间的减少和工作时间的延长这一点，我们可以窥见日本民族勤奋工作的一斑。
此外，据日本在“国际交通安全学会”上发表的“社会速度指标化”（1979年）报告中公布：世界上步行速度最快的是日本人，其中大阪人又位居世界第一，每秒 1.67米；东京人第二，每秒1.56米，与此相比，巴黎人只不过1.46米；日本步行速度最慢的鹿儿岛人，即使如此也比马尼拉人走路要快。［1］
由于长年的超负荷工作和不断加大的工作压力，以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许多日本人，特别是中年人和具有管理岗位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有些则形成透支，甚至导致“过劳死”。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日本因工作劳累成疾致死的人数创历史新高。在2005年，约330名日本人因工作过于劳累身患重病或者死亡，这个数字较2004年增加了12.2%。其中，有超过半数的人死于中风或心脏病。无数日本人无偿的加班加点谱写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神话，同时过度的劳累也造成了不少日本人英年早逝（“过劳死”）的悲剧和自杀率上升，成了日本企业和社会的一大问题。2000年，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突然昏迷不醒，继而不治身亡。人们随后发现，小渊首相生前每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而且几个月来没有休息一天。政府首脑“过劳死”，在现代国际政治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再一次将日本政界要人的身体健康提到了公众注意的焦点上。可以说，许多国家的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唯有日本人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由此看来，日本人被称为最勤奋的劳动者，或是“工作机器”、“工作狂人”并不无道理。
2.日本妇女的勤奋性格
日本妇女的勤劳程度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特别是在繁重的家务方面。尽管日本的自然环境和空气已经非常干净，周围是大海，空气湿润，灰尘较少，甚至一周不擦皮鞋也看不到鞋上的灰尘。但是，每天洗澡和洗衣服已经形成其民族行为习惯和固定的生活方式。在日本大多数妇女结婚后，特别是生了小孩以后的几年内，基本放弃工作，在家专职做家务。他们每天的主要家务工作就是收拾屋子和洗衣服。日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公司的职员或者公务员，外装不必每天更换，但是，衬衣每天一定要更换，否则人们就会认为你晚上没有回家，到外面去鬼混，使人产生不正常和另类的感觉。孩子们的衣服，特别是中小学生也有每日必换的习惯。此外，日本人每天不仅更换内衣，还必须洗澡，泡澡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妇女繁重的洗衣服工作量，清洗、冲刷、收拾清理的工作量和操持家务的勤劳程度。之所以日本人的衬衣和内衣大多以白色为主，主要是脏的地方容易看得清楚，而且不掉色，同时，更是便于主妇们成批地洗涤。
日本人房间的干净程度也是值得称赞的。无论是卧室、门厅还是卫生间和厨房等都被打扫得非常干净。日本人的榻榻咪，每天不知道被擦拭多少遍。据说擦拭必须是用抹布跪式擦拭，而且必须细致到每个边角细部。在日本妇女眼里，如果是被人家说懒惰和家里不干净，那是最大的耻辱。特别是厨房和卫生间等这样比较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日本妇女更是每天无数遍地清扫，为了不留死角，地面也一定用抹布擦拭。“日本民族以清洁著称于世，日本的空气从湿度上看是法国的两倍，不提日本人爱洗澡的习惯，仅就卫生而言，就像是武士刀不离身一样，日本妇女手中似乎总是拿着扫帚，而去打、擦、洗、扔垃圾等都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日本人每天的生活就像是在与垃圾不停地作战。”［2］日本著名电影《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的勤奋努力的生活态度和永不服输的拼命精神，展示了一代日本妇女的精神风貌。风靡一时的，被称为“东方魔女”的日本女排魔鬼式训练，《排球女将》电视剧中队员们勤奋刻苦的拼命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人们常说，“住美国人的房子，用中国人的厨师，娶日本人的媳妇是人生最大的愿望”不无道理。可以说，日本民族整体是一个勤奋的民族，日本妇女则是这个勤奋民族值得骄傲的代表。
3.日本老人的勤奋性格
日本人的勤奋性格还体现在老年人们再就业的观念上。在日本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为20%以上，这些人被称为“银发一族”。在日本许多上了年纪或退休后的人，大都是人老心不老，继续发挥各自业务优势和余热，在许多企业或部门就职返聘继续工作，开始他们的“第二人生”。日本各地“银发一族”职业介绍所生意十分红火。到过日本的人大都会发现，许多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大多是由上了年纪的人和退休人员来做，而且他们特别认真，有信用，有耐心，尽职尽则。比如在街上看到的出租汽车司机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日本政府很聪明，他们不直接说这些岗位是给老人们预留的，而是用政策来完成。比如，没有几十年驾龄的司机不可以开出租车。这样一来日本各地的出租车大都由“银发一族”来打理了。此外，公共汽车司机、机场服务人员、保安人员、清洁人员、花木修剪人员、停车场管理人员以及值班人员等等也大都由老人们承担。
此外，还有一些老年人开始学习一种技能或者开始自己创业的历程。在《岩松看日本》一书中就介绍了许多这样的老人们。他们有的学习花木修剪，有的学习书法，还有一对八十多岁的夫妇，骄傲地告诉他们，“我们非常喜欢唐诗和宋词，从八十岁开始学习中文，现在有了一点进步。”还有一位产业经济省的副部级干部，退休后拒绝了被安排到大学教书的岗位，而是选择了自己创业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也有他的分公司。
提起老人们的再就业观，他们认为，第一，有事做，有利于健康。第二，感觉被社会需要，心里更自信。第三，把丰富的经验转化在工作中，追求更好的目标。以此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日本老人们的辛勤耕耘云，不懈努力的勤奋性格。
4.追求勤奋的原因
4.1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日本民族的敬业精神十分闻名。在日本，虽是深夜灯火通明的办公大楼还是随处可见，他们大都为突破难关和加大产出，为了完成一项工作大家都可以放下身边的所有事情，加班加点（大部分是无偿加班），去致力于完成的工作。据说，丰田汽车公司员工的敬业精神可为是日本企业的代表。他们做到了每10000台汽车中也不允许一辆出现问题，如果出现，不管什么时间，一旦发现，他们就会立即召开会议，分析情况，找出原因，分清责任，一查到底。这个会议不管开到什么时候，直到深夜，甚至是后半夜。再困再累，也要做到保证不再出现这类问题。
4.2强烈的岛国危机意识
日本作为东方孤岛的独特地理位置、岛国资源的相对有限和匮乏、人多地少的生存环境；其次自然灾害频发，地震、台风、海啸、火山爆发等不停地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由于这些自然原因，使他们的危机感更加深刻。要想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国”，他们别无选择，而必须团结一心，付出最大的勤劳去创建和发展自己的国家。
作为日本人危机意识的代表性人物，著名作家小松左京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危机意识的青睐和热捧。小松左京于1973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日本沉没》一书，创下了上、下集400余万册的销售记录，成为当年日本第一畅销书，并荣获多项文学奖项。其故事梗概为：几位头脑敏锐、有正义感的海岸地质学家发现日本列岛将要沉没的征兆。消息传出，全国哗然，有的质疑，有的嘲笑。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了他们的推断，内阁首相不得不向全国宣布此事。于是日本处于一片惶恐和混乱之中。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中，人们纷纷转移财产，想方设法逃往国外，内阁也策划向世界各地输出移民。最后以日本列岛沉没在万顷波涛中而告终。
此外，小松左京于1985年出版的《首都消失》获第6届日本科幻小说大奖。1993年日本群马县的业余天文爱好者发现的小行星便以小松左京的名字命名。2006年7月，日本东宝电影公司在小松左京的小说《日本沉没》的基础上，持20亿日元巨资打造了日本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灾难巨片《日本沉没》。该电影在日本引起极大的轰动，并在该书出版30余年后，再度把日本人的危机意识提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度。此外，日本书店里《日本危机》、《日本面临挑战》、《日本的悲剧》、《日本即将崩溃》、《日本向何处去》等日本危机论的图书成为长年畅销书。在日本人们的防灾意识非常强烈，每年定期不定期的灾害训练和防灾演习等，均被日本人贯彻的一丝不苟。
4.3廉耻文化的影响
人们常说，日本文化是“知廉耻”的文化。“知廉耻”，就是不可做出违反社会道德和法规的丢脸事。在日本几万人的运动场，散场时竟然看不到一片垃圾；几公里的汽车长龙也看不到一位司机强行和违章；每次遭遇地震海啸等天灾导致社会混乱时，也很少有日本人乘隙为非作歹等现象，都是这个“知耻文化”的巨大作用。在日本这种“知廉耻文化”的作用比起法律更加有力。我们知道，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村八分”这种无形的惩罚枷锁的存在，这是一种全村人都与其断绝交往的制裁方式。所谓“村八分”，就是在村子里，除了火灾与葬礼（各一分，计“二分”）之外，其它所有活动的“八分”（出生、成人、结婚、法事、水灾、生病、远行、盖房）等均不让参与的严重惩罚措施。
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勤奋”与“享乐”(下)
（接上文）二、日本民族的“享乐性格”
传统的日本人以勤劳吃苦著称，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勤奋、节俭的精神和意识逐渐淡薄，而及时“享乐”，追求奢仕之风日趋渐强。在此方面，日本人千石保于1991年撰写了《“认真”瓦解了》一书。他在书中提到,“以1977年为界,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工作优先转向闲暇优先,从勤奋努力转向喜爱游乐,从认真的态度转向马马乎乎的态度。人们不再为了实现某一目的或目标而加油拼命,仅仅行动或活着本身就有了意义,不同以往的新价值观形成了。”他在书中援引了许多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数据。如在最近的有关新员工的工作目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年轻人在这方面的新表现。“在新员工中,持有牺牲自己为企业而奋斗意识的人几乎没有,他们的工作目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工作是实现快乐生活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认真态度的瓦解,想体会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有生机的‘快乐’、‘忠实于自己而活着’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
《读解日本人》一书中也指出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老一辈（40岁以上的），或多或少都固守着传统日本的价值观：耐心、毅力、勤劳、对公司的忠诚等等。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却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价值、个人能力、成就和表现。他们更乐意通过换工作来满足他们的需求”。［3］即：现代的年轻人已经对上一辈的吃苦耐劳，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态度产生怀疑，甚至在思想上感到不满。
这些享乐之气具体体现在日本人的娱乐、餐饮、色情、温泉等诸多消费方式方面。
1.娱乐享乐
提起日本人的娱乐，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日本各个大小城市数量众多的“扒金库”店（弹子房或称老虎机房，日语称为“パチンコ屋”）。这些“扒金库”店是各个城市灯火最为耀眼，最具人气的消闲场所。在这里无论是平时还是周末，无论是白天或夜晚总是人满为患。在这里消费的人群层次涉及的面很广，从公司职员到管理人员、从家庭妇女到退休人员，还有许多大学生也成为其长期光顾的成员。实际上，在这里消费的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品，绝大多数人只是无获而归。那么人们在追求什么呢？据说那里震耳欲聋的弹子撞击机器的嘈杂声和弹子迷们吞云吐雾的混浊空气和氛围，可以使人们从烦恼和苦闷中得到解脱，面对虚拟、耀眼的游戏世界，可以忘记现实，尽情发散。
据日本媒体报道，约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口参与这种游戏，长期性的发烧友约有3000万人之多。全国共有300多万台“扒金库”机，平均每10多个发烧友便有一台，可见其普及程度。而日本记者曾形容这游戏是“遍及日本整个国家，并伴随日本国民一生的游戏”。尽管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出现了不景气的情况，但这一行业仍一枝独秀，营业额每年增加了大约五个百分点，年营业额高达29万亿日元左右。
卡拉OK是日本人发明的娱乐形式，也是人们自娱自乐，消遣发散的最好方式，在日本人气很高。大小城市里的练歌房便是日本人最喜欢的消遣享乐场所。据日本卡拉OK协会统计，卡拉OK最辉煌的时候，1亿多日本国民里，卡拉OK的消费者超过6000万人，该行业年销售额达160亿美元。但是，随着各种娱乐活动形式的增加和吸引，近年来卡拉OK的消费者人数出现了部分下降的趋势。但是，卡拉OK仍然是日本人长期喜欢的娱乐形式。
此外，在世界各地高尔夫球场上消费人数最多的是日本人，面对每年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日元的高昂会费和价格不菲的高级球杆等用具，许多日本人都是很少顾及，潇洒投入。还有许多人在日本本土的球场不够尽兴，每到周末还专程到夏威夷、泰国、我国大连等地专程打球。近年来日本人的出境旅游人数消费明显增长，每次出游的消费额度也不短攀升。在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中出手最阔绰的是日本人，住高级宾馆最多、开高级汽车最多的也是日本人。
2.饮食享乐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喜欢下班后经常与周围的同志或朋友们一起喝酒聚会。这种聚会往往是在一个酒馆不尽兴，还要接着去第二家和第三家继续消费享乐，在日语里被称为“二次会”和“三次会”。不断更换的饮酒环境虽然增添了不同的情趣和氛围，但人们必须为此付出更大的经济支出。此外，在酒宴上他们可以纵情歌舞，开怀畅饮，丑态百出，他们甚至可以酗酒，平时所见到的彬彬有礼的各种礼节礼貌等，早被忘到九霄云外，人们追求的只是眼前的快乐和自我满足。
提到日本人在餐饮方面的享乐，不得不使人想到了，在日本已有千年历史，可以说是日本民族独创的餐饮方式，奇特的“女体盛”。所谓“女体盛”就是用少女裸露的身躯作盛器，装盛大寿司或生鱼片的宴席。据说被挑选的少女标准非常苛刻，不仅容貌要好，皮肤光润、白皙，身材匀称标准，而且必须是处女。因为日本男人认为只有处女才具备内在的纯情与外在的洁净，最能激发食客的食欲。“上菜”时，“女体盛”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地躺在房间中央，摆好固定姿势，整个人宛如一只洁白的瓷盘。头发被拆散呈扇形摊开，并缀以花瓣。有人在她的阴部等羞处饰以树叶或花瓣，乳头按客人的要求或掩或露。胸部摆放着裱花奶油蛋糕，好像穿着美丽的文胸，极为漂亮。助工从厨房里端来一大盘各种寿司，熟练而快捷地摆放在“女体盛”的身上。参加“女体盛”宴会的客人，面对这美食、“美器”，兴奋不已。有些人并不急于取食，而是品评“盛器”。“女体盛”它不仅是传统极端的大男子主义产物，也是日本人享乐性格的又一典型体现。这样的一场宴会，少则几十万日元，多则上百万日元。近年来由于受到女权保护组织的强烈反对，这种餐饮方式逐渐减少，现在也只是在较少的高级宾馆存在，但是它能够在日本持续上千年，恰恰说明了日本人在餐饮方面追求享乐的极端程度。
3.色情享乐
日本人的享乐观念在追求色情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日本人在追求色情方面比起其它民族更胜一筹，堪称东洋一流。当年给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带来极大苦难的日军随军安慰妇现象，可谓是罪恶和色情的典型体现。在当今日本的书店里，特别是一些中小书店里，色情杂志、成人漫画、写真集等十分泛滥；色情电影或广告在电影院或网上公开播放；色情表演场所每天连续多场，生意红火；种类繁多的成人工具不断翻新花样，公开出售；繁华地段的爱情旅馆也是买卖兴隆。“白天是人，晚上是鬼，”“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兽”，作为当代部分日本人享乐观的写照丝毫不过。
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划分开来，前者属于他们必须尽的义务，在这里他们要遵循各种清规戒律；另一个领域，只要他们有能力，就可以蓄养情妇。这都是公开的，不同的是不允许将情妇带回家，因为这会破坏这两个领域的界限。只有当情妇有了小孩时，男人愿意的话才可将其接回家，但其情妇只能做佣人，仍不是正式家庭成员，界限仍在。没钱蓄养情妇的男人就去找艺妓或妓女消遣，即使妻子有怨言也没办法，因为这种享乐乃是社会允许的。这种现象与社会道德、社会稳定的关系我们姑且不说，这些现象本身能够在日本持续如此长的时期，就充分说明了日本人在色情方面的享乐追求达到了何种程度。
4.温泉享乐
日本人培养享乐，追求享乐，尊重享乐，而且其享乐已近乎残酷。他们最喜欢的一种享乐就是洗热水澡和泡温泉，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每天傍晚都要泡在滚烫的热水中，将全身泡得如同红虾，这近乎残酷的享受使他们回味无穷。享受温泉也是日本人追求享乐的又一种主要的消遣方式。温泉之所以受到日本人的格外喜爱，一方面是日本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诸多水质优良的天然温泉，另一方面，日本人拼命工作，拼命享乐的理念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到周末或者其他节日，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年轻人，他们或以团体形式，或以家庭形式，去尽情享乐。据日本温泉协会统计，日本大约有3000多座温泉，有7.5万余家温泉旅馆。每年达约有1.1亿人次使用温泉，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数，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国民当年都有过一次和温泉的亲密接触。因而，日本有“温泉王国”的美称。如此全民“泡温泉”，在其他国家的确少见。在那里他们不仅享受体贴入微的优质服务，而且也享受着在温泉里一边浸泡，一边享受冰镇啤酒或冰镇清酒的芳香。这些酒具和下酒小吃一般被放置在漂浮在温泉上的木盆里，使人们更加随意拿取。人们享受着体贴入微的服务的同时，也享受着不菲的服务价格。
5.追求享乐的原因
5.1及时行乐观念的盛行
位于东亚的特殊岛国位置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地理环境催生了日本人及时享乐的观念。日本是个岛国，四周是海洋，国家似乎就像一页小舟，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可能。加上地震、火山频发，资源缺乏，人口密度大，这些使他们总是缺乏安全感，这种感受在自然地孕育了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世界上少见的忧患意识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及时行乐的悲观意识。这种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被强烈的危机意识所掩盖，但是，在部分日本人心中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同时，在思想上和消费行为上表现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潇洒享乐观念。
5.2追求新奇，不甘落后的享乐心理
日本人追求新奇，不甘落后的享乐心理长期存在。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的享乐意识也不断提升，而且他人有的，我也要有的攀比之风盛行。无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费行为，还是对新型汽车、新型家电、新型照相录像器材的喜爱和追求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享乐消费意识。在日本，人家有，你没有被认为是保守、传统，甚至有“吝啬鬼”之嫌，为此，价格即使再贵，甚至是超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咬着牙也要出钱购买。在日本一家2台、3台小汽车，丈夫1台，夫人1台，还有1台旅行车的家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一家2、3台彩电、价格不菲的录像机、照相机也非常普及，而且这些消费品其更新换代的时间和周期也越来越短。女性，特别是年青女性在购买服饰和化妆品方面更是如此。面对价格不菲的各式服装、首饰和化妆品，她们潇洒地付出，有些是为了穿着实用，有些则是为了满足购买所带来的喜悦心情和享乐欲望。不断加快的服饰淘汰频率和每月花在购买服饰上的支出比例，也强烈也反映了日本人追求时髦，不甘落伍的享乐心理。
应该说上述日本民族的享乐性格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代，在日本社会中都有不同的体现。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尽管昂贵的消费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年轻人，特别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贪图享乐，追求怪异，及时行乐的“月光族”也在逐年增多。他们更加强调尊重个性，崇尚自由民主。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日本人的享乐观，有些是带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的，有些则是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式和程度。
在日本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日本民族对于勤奋的尊重和对享乐的追求因时代的不同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和特点。落后、战败、经济危机和其他发展时期，日本民族更多地表现为全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勤勉奋斗；和平年代、特点是经济富裕时期，则表现出更多的享乐意识。这一点实际上与其它民族大致相通。但是，日本民族对于勤奋的追求几乎成为其历史发展的主线，同时，对于享乐的追求也几乎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二者同时并存，并能够较好地处理和解决好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进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这一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突出重点，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总结的。
注釈：
［1］（韩）李御宁(2004)《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山东人民出版社pp.254 。
［2］（美）大卫.松本(2004)《解读日本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pp.122。
［3］（韩）李御宁(2004)《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山东人民出版社pp.110。
参考文献：
1.（美）大卫.松本(2004)《解读日本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尚会鹏(1998)《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
3.叶渭渠(2003)《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李兆忠(1999)《暧昧的日本人》广东人民出版社.
5.白岩松(2007)《岩松看日本》华艺出版社.
6.王仲涛，汤重南(2008)《日本史》人民出版社.
7. （日）深见东州(2004)《走进日本［Ｍ］》文化艺术出版社．
8.学研(1988)《新世纪百科辞典（第二版）》（日）学习研究社.
9.祝大鸣(2007)日本人的双重性格，日语学习与研究.（5）
10.祝大鸣(2003)日本文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日语学与日语教育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文作者：高等教育出版社祝大鸣，发表于《日本学研究》（第十八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日本人有文化吗？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比，就像用QQ与奔驰比，没有可比性呀。 屠杀是日本人本性
陈伟
第七弹：大岛之战 长州藩和萨摩藩因为共同的伟大理想走到了一起，他们一个粮草充足、一个武器精良，各有特色还能互补。
对幕府来说，长萨联盟就像广源的桔子和三鹿的牛奶一起合作推出了桔子味的牛奶一样，毒害颇深，力量难以抗衡，虽然幕府表面控制着日本政权，却对有害的食品束手无策。
幕府终于忍无可忍，不能任由这股剧毒的力量膨胀起来了。1866年４月，幕府纠集了还算听话的几个藩准备讨伐长州，将这股新锐力量扼杀在摇篮里。
这几个听话的藩分别是松山藩、宇和岛藩、德岛藩和今治藩。这四个藩对幕府极其效忠，战争还没开始，就有三个藩宣布退出讨伐工作，宣称在精神上永远支持幕府的大政方针。唯一准备参战松山藩也很不坚定，一方面，他们担心倒幕派力量强大了把自己吞噬，另一方面都不敢得罪幕府，生怕哪天幕府振作起来了翻旧账。几经踌躇，最后还是决定把宝押在幕府身上，只可惜这一赌注压的太没谱了。
5月29日，天气不错，松山藩翻看皇历，适宜出兵。于是，松山集结兵力准备与幕府军队一起讨伐长州。军队盘踞在藩内的兴居岛，准备进攻长州的门户——大岛。
与此同时，长州藩已经意识到威胁的来临，但是当他们看到这只军队的时候，哭了，是喜极而泣。
因为这支军队根本称不上军队，这是一群只在漫画书里能看到的军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兵士们穿着古代日本的甲胄，各个神色仓皇，目光呆滞。率军的首领也是松山藩的家老（藩内的高官），他们头脑保守，完全不懂得近代战争的特点。
军队中唯一具备西式装备的一支大队有５００人，占整个军队的三分之一。于是我们看到，这只不足两千人的队伍里还有着深深的代沟。一方面是还活在战国时代的士兵，一方面是刚刚开化，会用火枪的兵卒。
而幕府的对手是高杉晋作率领的，野蛮的、善战的、手下不留情的奇兵队。幕府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给予了松山藩巨大的武力支援——一千人的火枪队。
两箱对比，优劣非常明显了。
松山藩的军队硬着头皮往上冲！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大岛。
与此同时，长州藩准备迎战，所有人都摩拳擦掌，准备给松山藩的军队迎头痛击。正在大家群情激奋的时候，准备大战一场的时候，一个人站起身，微笑着说：“把大岛留给他们吧！”
说这话的是长州藩的军事总指挥，大村益次郎。大村的理由只有四个字“诱敌深入”。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松山藩的军队，只有大村益次郎看到了幕府的险恶用心。
幕府表面上派遣了一千人的队伍支援松山藩，而与此同时还安排了一支队伍准备趁乱袭击长州藩一个叫做芸州口的地方。这同样是长州门户。
大部分长州的军事领袖们看到了松山藩的军队，而忽视了幕府在背后偷偷筹划的事实。
所以，大村最后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派奇兵队驻守在长州本土的熊毛郡，少量兵力放在大岛，松山藩的军队本来就不堪一击，即使攻占了大岛还可以在抢回来；而熊毛郡位置非常重要，况且幕府的军队火力强劲，比松山可怕多了。所以奇兵队可以集中优势力量对抗幕府，争取时间，待松山孤军深入长州之后再图歼灭之。
这是一个天才的构想！
好了，一切筹备都结束了，敌人，放马过来吧。
1866年6月7日，晴。
幕府军（包括松山藩）正式开始进攻大岛。起初是海军向岛上轰炸，因为长州军队驻扎很少，所以并未遇到任何抵抗。幕府军由此判断，长州藩军队不堪一击，打不过我正统军队！于是，幕府军整装待发，准备第二天登陆大岛。
第二天，松山藩的陆军加上幕府的富士山丸号、大江丸号一起向大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炮击之后，松山藩步兵登陆大岛。
大岛上很多住民在幕府军的炮击下送命，松山藩军队登陆后更是放火烧岛，一时间哀鸿遍野。
可见，日本人烧杀抢掠的习惯自古有之，对自己人还这样，何况外国人呢。
之后，幕府军队和松山藩的舰队高歌猛进，持续炮击大岛上的村落，与此同时，幕府援兵到来，与松山藩合流一处，准备大规模登陆作战。
天不遂人愿，9日、10日，天气很糟糕。
12日，幕府和长州藩的陆军再次深入大岛，跟上次一样，仍然是烧杀抢掠。很多住民惨死在自己同胞的刀下。
与此同时，大村益次郎看到了机会——长州藩对幕府军队残杀大岛住民恨得牙根痒痒，怨恨已经到达顶点。
反击的时刻到了！ 是什么让日本人凝聚在一起
大刀向日
接上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569ed10100c9l6.html
第十八弹博文的痛苦
姬路藩给了明治政府很大的信心，看来版籍奉还也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木户孝允的想法非常正确，他知道，姬路藩是一个被政府修理过的地方，他们完全是靠武力打击才交出政权的，要让所有藩都乖乖的交出土地和人民只能让长州、萨摩等藩率先交权，然后利用他们的军队去打击那些不听话的地主们。
思路非常正确，接下来就是努力奋斗了。木户、大久保利通加上西乡隆盛开始向长州、萨摩、肥前和土佐几个比较开明的藩主游说，劝他们交出政权。我们前边说过，木户的政策是很温柔的，他不提废藩，还像藩主保证，只要交了权还有高官厚禄、良田千倾，以前你是一个藩的领导，以后你要是表现得好还能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长州的藩主庆亲侯终于被木户说动，同意奉还政权。接下来萨摩、肥前和土佐纷纷上书同意政府的安排。这其实很好理解，一来，明治政府基本上就是这四个藩的武士一手炮制出来的，他们都跟藩主互相信任；二来，交出政权也是表个姿态，我们支持新政府绝不是出于私心，我们是为了国家大计着想，你看，国家要我们交权我们就交。
1869年3月，这四个藩正式移交政权，为了兑现承诺，明治政府还让藩主担任自己藩的藩知事，不仅仅仍然享有主权，还能额外拿到政府发的工资。四个藩的藩主美坏了，不仅端上了公务员的铁饭碗，还能照旧说了算，哪有这样的好事？之后，其它的藩也都哭着喊着要拿工资，当国家的公务员。当然，这个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总有那么几个藩持观望态度。木户孝允等人给那些不听话的藩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交权就刀枪说话，姬路藩就是你们的榜样。
明治政府现在有实力说这样的话，长萨的力量不可小觑，他们武器先进、兵士不要命，美英的战舰都不放在眼里，还怕你们这些土财主？
在软硬兼施的策略下，到了1870年初，日本的各个大名都在形式上交出了政权，藩主这个名称从历史上彻底消失。
政治有时候就是下黑手，过河拆桥、鸟尽弓藏是各个国家政治精英们奉行的经典。版籍奉还之后，在长萨的支持下，明治政府立刻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皇家亲兵，这支队伍有炮兵、骑兵、步兵，论实力，各个藩的军队都比不上。天皇又搞了几次军事演习，让其它藩看得不寒而栗。
军队有了，天皇的权威也树立起来了，各个藩主们，你们也该下课了！
1871年，天皇正式下令——废藩置县。所有的原藩主（知事）都搬家到东京来，以前他们在地方居住的城堡被夷为平地，日本的城堡时代正式画上句号。
接着，政府把原来的280个藩精简为72个县（省级区划），从中央派人到县担任知事。要说日本人的工作效率那是相当的高，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作。
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老朋友伊藤博文却没有出现。因为，就在木户他们为了废藩置县四处奔走的时候，伊藤博文却陷入了深深地郁闷之中。1869年8月，伊藤博文在东京工作的时候，他的家乡传来了一个噩耗——博文的长女萨陀子因病去世。博文听到这个消息痛不欲生，几近绝望。
博文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孩的人，女儿的去世无异于晴天霹雳。可是谁想到，这样一个喜欢小孩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又让多少无辜的儿童死于刀枪之下呢。 中国性格：外柔内道、以孝得和
易拉罐
美国200多年的历史积淀，成就了引领世界的美国精神，中国5000的华夏文明，奠定了世界的文化遗产。历史的年轮走进了2009，世界经济出现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美国慌了思想，世界也开始乱了阵脚，解决世界经济大问题的核心和智慧在哪里？世界的所有目光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排名第三的世界经济体身上。
为什么饱经5000年风霜的中国突然在21世纪的开始引领世界的目光？难道机遇已经成熟，睡狮就要警醒？巨龙将要腾飞？为什么中国5000年的文明能够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是什么支撑着这样的精神，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悉心忍耐，代代相传……？
孔子的思想为什么能够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文明发展，解决纷争？为什么老子的《道德经》能成为世界梳理规律的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伟大思想？
中国的思想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已经开始在世界上迅速传播，那些看似很简单的道理和思想，却是世界发展思想轮回的起点。所有国家的目光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化，开始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开始研究积蓄着巨大能量东方巨龙，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将影响着未来的世界走向何方？
看到新浪这段时间一直在提：中国性格。中国性格看似一个简单中文词组，却包含和承载了许许多多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内涵，它是一个民族品质的背书，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因，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泛泛而谈，真希望能搜索出几个关键的点，慢慢剖析。更希望用我浅薄的知识烧成一块砖，抛出去，招来无数无暇之玉，为一个时代去特写，成就一个历史的兴奋点。
外柔内道、以孝得和
道：老子道德经里面讲—道是世间万物的规律，德就是遵循这种规律。中国人自古就讲求天人合一，将道分支为：天道、人道。无论天道人道，都要遵循大规律
和：和谐、和气、和为贵，和是中国最宝贵的性格，追求自然的和谐，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无论是君臣之道，无论是夫妇之道，父子之道、朋友之道都在设定追求最和谐的运行规律。
孝：中国的教育理论就是以孝为先，中国几千的文化没有出现断层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以身教为主，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弟子规》。孝在中国的性格中便现在各个方面：对长辈是孝，对事业是忠，对朋友是义，对敌人是勇。
柔：中国人柔的性格，表现的是中庸思想，以圆的理论来处事，表现出的性格为抗压性，表现出来的就是乐观，但是也不集中（不善于合作）。柔性表现出来后就是对待事物的乐观态度，无论前面的境况如何恶劣，都用一颗乐观的平常心去迎接。 日本人误读的中国
毛丹青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才第一回认识日本人，好像是个留学生，满脸胡子，眼窝儿非常深。他跟我说的第一句中文是“大熊猫真可爱！”当时觉得十分滑稽，因为在我原来就读的北京119中学，好像没谁拿熊猫说事儿，即使是说，也是女孩儿说，而且像今天随处可见的熊猫的卡通形象，70年代几乎是看不到的！所以压根儿无法想像“可爱”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概念？
后来我去了日本，先到三重县，跟东京比起来是乡下。第一回见房东，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我先把租房子的订金交给她，冷不丁被她突然问道:“中国有酱油吗？”这又让我觉得十分滑稽！
眼下我正在日本NHK语学杂志上连载文章，往后每月打算写一个城市，一边写一边想起人的“误读”，尤其是不同国度的人，也许很多“误读”都来自他或者她绝对的私人体验。刚才说的房东老太太，其实她小时候很穷，买不起酱油，甚至连酱油都没见过，所以遇到生人，老问人家有没有酱油，都快成了寒喧用语！
日本非常流行乌龙茶，流行了至少10多年，弄得很多日本人误以为乌龙茶是中国最好的茶。有一回，我跟日本学生说中国的铁观音很出名，结果她反问我:“哦？哪是什么茶壶呀？”
原来她把铁观音误会成了铁茶壶。日本人喝茶喜欢用铁壶泡茶，最出名的铁茶壶叫“南部铁”。另外，还有一件滑稽的事儿，简述如下。
有一位学了几天中文的日本人想宴请中国朋友，带大家到了一家日餐厅，进门先要脱鞋。结果这位中文爱好者只会说“脱鞋”的“脱”字，而“鞋”的音发不出来，他一着急，顺口就说出了日文的“鞋”，发音为“KUTSU”，听起来就是“裤子”。听他一个劲儿招呼大家“脱裤子”，全场愕然！
中 国 的 嗓 门 与 印 度 的 噪 声
晓鹰笔苑
某政协委员日前接受采访，当谈到国民出游形象问题时，见解十分“不凡”。他说（大意），中国人在国外旅游时喜欢扎堆聚众、喜欢大声说话，其实并不是什么“陋习”，只是个习惯罢了。大声说话是咱们的民族习惯。外国人看不惯我们，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的习惯呢。
委员先生的高见，可能会让某些国人觉得讲得有理、驳得痛快、顿然冰释，大有雪耻挺直脖梗之感。这位政协委员大梦先觉般的言论，让我们几乎觉得以往所有追求文明的努力均如瞎子摸象，愚蠢可笑。也许，所有那些提升公众文明素质的努力干脆就是一种错误。东方人在境外的大声交谈显示的是豪爽、热情、自信，让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看到这样的形像又有何不妥？
尽管如此，中国公众恐怕还是会有一问题弄不明白、尚须请教，那就是，既然大声说话仅仅是民族习惯，那么，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又为什么在其颁布的各种“文明公约”各种“文明倡议”和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提升文明素质行动”中，都要把“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 请勿喧哗”包含其中呢？！难道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内地媒体、众多科研与医疗机构，以及所有在过去和现在都反对高声喧哗的人与部门也分不清“民族习惯”和“文明标准”吗？
最近，印度孟买市政做的一件事颇发人深省。孟买，号称印度的“上海”，是个人口密集的超级大都市。本届美国奥斯卡最佳故事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所描述的故事就发生在孟买。奥斯卡奖的小金人的确令孟买名声大噪，但同时也把这座城市的混乱与吵闹传遍了世界。巨大的噪声形成的污染，使孟买的对外形像大打折扣。为此，印度一家高等法院日前下令，孟买所属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必须在一个月内在该市内设立至少１０００个 “安静地带”，全面实施噪声禁令。孟买市政部门官员Ｒ·Ａ·拉吉夫说，这些“安静地带”范围将覆盖市内所有学校、部分宗教场所、法院和医院等设施。
几年前，笔者曾到过孟买，从此便对孟买的大事小事格外关注。我以为：孟买今日所实施的噪声禁令，并不是一种“面子”工程，而且是对文明的敬重。因为这些年孟买就一直在为提高公众的素质和提升城市的形像而努力着。印度民间的反噪音污染组织也不断通过媒体和街头行动告诉每位市民，高声喧哗在内的各种噪音不仅会对人的身体心理造成危害，而且是对人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利，即拒绝权的严重侵犯。一名案犯可以保持沉默，一位顾客可以回绝服务，但对噪音，你却除了逃离几乎无法拒绝！大声喧哗者和噪音制造者是在用强制的方式干扰着公众的心理与生活。噪音是违背人性的变相强迫，只有安静才有选择，也才会有对别人的尊重，才是符合人性的公德与和谐。
有人把中国与印度等国喻为“金砖四国”，把中印两国视为两个“新兴工业大国”。这些比喻和评述是否准确我们估且不论，但有一点却是确切无疑，那就是中印两国都有一个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对接的问题，都有一个在物质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问题。作为两个文明古国，中印要提升文化软实力，绝不意味着把固有的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加以延伸与扩张，而在于向世界其他文明展现自身文明的亲和力、包容性和对当代人类的普世性。相反，脱离或拒绝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道，而不分优劣不加区别去肯定一切“特色”“传统”和“习惯”，就只能暴露出愚昧自大的“夜郎”劣根！
遗憾的是，30年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某些人观察世界审视自己的偏狭。甚至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把民族习惯、文化差异、中国特色看作是个“筐”，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敢往里“装”。就连公共场所令人憎恶的大声喧哗也堂而皇之地披上了“民族习惯”的外衣。
难道民族习惯就没有文野之分吗？
难道我们是一个以丑为美的民族吗？ 【红楼漫步】最想做官的民族
草玄
《红楼梦》第十六回秦可卿之弟秦钟被鬼判勾走，秦钟百般求饶，鬼判不依，反而怒斥了一番。后来秦钟说要再回去与宝玉说一句话便回来，并将荣国府的招牌打出来。鬼判官吓得慌了手脚，转而教训下属。众小鬼见领导如此，纷纷抱怨说，阳间的强权势力怎么能压到阴曹地府来？于是没有放秦钟回去与宝玉说话。
一般普及本都是如此阐述，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中却补充了一段，当众小鬼敢于抱怨上司时，鬼判官道：“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阴阳本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敬着点没错了的。”于是众小鬼便放秦钟回去与宝玉说了一句遗言：“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
阴间的警察与法官竟然也怕阳间的高干子弟，秦钟这般清高之人临死竟然也后悔没有做官。曹雪芹这一笔确实极具讽刺意味。
仔细琢磨，笔者感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熏陶下，在不健全、不公平的制度逼迫下，在生存游戏的竞争压力下，逐渐成为了全世界最想做官的民族。
其实在如今的民主法制教育理论中，所谓官，不过是全体公民雇佣的员工，这些员工在公民的纳税中提取相应薪水，为全体公民服务。也就是说，百姓们不是官人们的奴才，官人们也不是百姓们的仆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官人们就像我们平时请的钟点工一样。
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永远都存在着距离，一般的钟点工我们随时可以辞退，工作效率不好，还可以扣除其劳务费。而官人们这种钟点工雇佣来了，却不好辞退，别说扣除其劳务费，他们不变本加厉贪污、甚至敲诈你的钱，你就阿弥托佛了。
正因为官人们掌握各种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各种便利，公民们为了生存、虚荣等原因，纷纷力图成为各种机构的官人。几千年来，官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职务，而是一个在生存竞争中的利器。在古代，许多家族会全力供养资助个别族人去读书，因为在科举制度下，读书就是做官。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族中有官吃四方。”
在古代启蒙教材《幼学文》中有这么一段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一段经典的诗文使得人们像吸食了鸦片，在烟雾中如痴如醉，然而拨开诗文华丽的外衣，用最直白的话来诠释这段诗文，意思就是——“读书做官，左手抱美女，右手捧金砖，为所欲为，威镇四方。”这就是官这一名词解释的现实版本。 我们华夏三千年多年来，主流的历史就是“官史”。翻翻《二十五史》，细看《资治通鉴》，一种血腥的恶臭便扑鼻而来。然而经过殿宇金壁辉煌的衬托，经过道貌岸然的皮囊包裹，所有官人、伟人的尔虞我诈、作奸犯科都成了后人反复歌颂的功绩，由衷认可的生存游戏。
难怪秦钟最终面临死亡威胁时，不禁也想做官。难怪至死都清高的曹雪芹先生会贫困潦倒。唉！我们这个最想做官的民族，也许会将这个想做官的恶性循环持续到地久天长！
日本人的精神信仰
瑾瑾酱
前一篇博文，无意中提到了日本人的樱花信仰，确实，日本人对樱花的感情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对一种植物的感情了，可能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几乎80%的外国人，都以为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日本的国花不是樱花而是菊花。 菊花代表了日本皇室，不论是皇居的正门还是靖国神社的正门，都刻有菊花图案，一种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其实，日本自安土桃山时代（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战国时代）开始，大名，武士，就有自己家族的纹章，通俗点说就是家族的徽章，许多家族只要查其家纹就可以知道其来源，最著名的有，真田家的六文钱，上衫家的九曜巴，武田家的割菱，以及毛利家的一文字三星，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家族以及其家纹。至今都能不经意的在东京街头看到以这些家纹为蓝本制作的招牌广告。而菊花则就是皇室的家纹。
现在再来说说樱花，樱花在日本代表的是百姓，她没有菊花高贵也没有菊花神圣，所以，民间对樱花的崇拜就更甚于菊花了，把4月定为新学期的开始，也是如此，在樱花盛开的时节迎来开学，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可以说，樱花是日本人对于自己精神层面追求的至高寄托吧。
其实说了那么多，主要是想讲一下，日本人那种特殊的精神寄托，其实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也不为过。所以，他们不能失去他们的樱花，更不能失去这份精神的信仰。
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说到日本，那个朋友和我说，觉得日本人很假，很表面，很装。确实，这种说法是很多人普遍感觉到的，进商店买东西，服务生对你彬彬有礼，走进大楼坐电梯，无论碰到哪层的住户，都会互相问好，聊几句天气。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素质好，另一种说法，就是这是种表面文化。
我感觉，其实，这也可以归结为日本人的一种精神信仰。当然这种精神信仰，也是基于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的层次后，国民才会表露在外的一种素质。渐渐的推而广之，从小众社会发展壮大到了大众社会，就演变成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本人，礼貌，谦逊，并且永远带着不知道真伪的微笑。
突然想到了，以前大学经济学学到的，一个理论，似乎放在这里也能解释，美国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过人类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从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慢慢的提高到“情感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以及最后升华到“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呈金字塔状，向上延伸。为什么放在这里说这个理论，就是因为，当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自我模式后，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再是单纯的只满足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而是会自然的衍生出更上一级的需求，当几乎全部的国民都可以达到“尊重需求”之后，他们自我意识层面的“本我”就完全被隐藏了，那对于一个完全可以隐藏“本我”的民族，从普遍的大众意识上来看，给人的感觉就是素质高。因为每个人都被“自我”甚至“超我”包装着。
其实，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会不可避免的要去接触另一些人，无论是自己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无可厚非，能成功地隐藏“本我”甚至“自我”是一个提高自身修养，锻炼自己的过程。其实可以很自如的面对邻居微笑，谈论天气，面对客户微笑，服务到位，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很好的加入了他们的精神信仰来帮助他们更快的达到这个预定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自我的激励手段吧。
所以，所有的语种中，只有日语有分礼貌体，尊敬体，和谦逊体。甚至严格到，每一种体，都有它自己的语法和用词，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这一点可以说，日本人真的是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和日本人接触多了，也发现，他们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是“一生悬命”。这个词的意思是，努力，拼命的意思。和朋友聊天说到这个词，朋友也说，日本人真恐怖，动不动就悬命悬命的，读书也要悬命，工作也要悬命。其实，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出日本人对于精神追求的自我约束，一直放在嘴上说，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要求和压力。说得话，做的事，连带着面部的表情，都是一种既定模式，一种自我的伪装，这个社会就因此呈现出了一种和谐的氛围。其实好或者不好，也没有太大评说的意义。毕竟很多东西，剖开表面后的本质都是我们不太乐于想见的，就如同日本这个社会，那些躲在阳光下的阴暗面。
所以，学会适时地释放自己也很重要，一直让自己坚强，不能随便的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软弱，时间长了，负荷也会过重，到了不得不释放的时候，一个再彬彬有礼的人，也会如同双重人格一般，展现出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自己。这个在心理学里称为“人格心理学”。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个自己，有善良的自己也有丑恶的自己，一个人也不可能永远的压抑住自己觉得不好的另一面，所以，除了自我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来释放这种压力之外，另一个方法就是让自己有一种精神信仰，某种意义上看，这种信仰，也是种动力吧。
其实在日本呆的时间长了，零零散散的接触了不同层面的日本人后，个人觉得，信仰可以算是日本这个民族隐藏的特性吧，我们看重它的文化特色，历史特色，建筑特色等等，其实，真正的基本还是可以归结为一种信仰，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传承已久的特殊的信仰，才造就了日本这个独特的民族，和其独特的文化。
和日本人接触多了，也发现，他们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是“一生悬命”。这个词的意思是，努力，拼命的意思。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