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中国的本命年编条红腰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属牛。从上一个己丑年到这一个己丑年，一个花甲。同一个属相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一亿多，这一亿多人绝对不会在同一年有同一样的命运，但在民俗中，多数到了本命年的人会不由自主地钟爱红色，南南北北的男女老少多会在这一年贴身系上一抹红色，心诚则灵地为自己趋灾避邪祈一份平安吉祥。那谁又为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编织一条消灾获福的红腰带？ 可能的答案之一：政府官员
我想，政府官员自不必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祝福就是为他们自己祝福。但是不必说的这些人，有时也得说道说道，因为他们当中的确有不少人令人莫名惊诧。
对“江山月有贪官出，各领风骚没几天”的局面，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弱，对他们用国家的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多盖几处房子，多占几个女人，已经没有人再大惊小怪了，倒是树立起一个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勤政亲民家庭和睦的官员形象时，就没有人信了，甚至连影视剧的编剧都不肯编一个这样的人物，但是在一个民智已开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了自己“纳税人”的身份——我辛辛苦苦靠出卖劳动力靠出卖智力挣的钱，儿孙拿去败家我都会说几句，一八杆子打不着的官员，还成天作威作福的，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了？反腐败彰显了什么什么的决心，那早干什么去了？有人说，中国共产党跟自身的腐败做斗争，难道比8年抗战还难？ 对民生的漠视带来的危害会更甚于官员的贪婪。贪婪的官员如何贪婪，中国人中的大多数并不知情，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民工们，忙于生计，忙于他们廉价的劳动和高成本的向上的挣扎，无暇关注遥远的新闻。南方周末刊出一个安徽中学生的来信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张鸣评论说：教育有问题，家长是共谋。张鸣的文章我多赞赏，但是此篇不敢苟同，一个安徽农村孩子的家长，难道他不沉重？他的孩子一出生，就比直辖城市的孩子多背了百多分的高考压力，一个直辖市的孩子的小学老师就是大学本科毕业，他的孩子的启蒙老师却可能是小学没毕业的大队书记的女儿或者村长的儿媳，等到上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可能用不了一个城市的孩子父母一个月的收入，却要他付出他一年或者更多的血汗，等到孩子找工作，你说他能帮上什么忙呢？他就是把家都卖了，凑出来的钱去送礼，那能管上事儿的人，会把这点钱放在眼里吗？特别出类拔萃的学生除外，大多数学生都很平常，若说在中国大陆找工作没有潜规则，地球人有相信的吗？网上流传一段子，说中国学生的学位之路是：学士，硕士，博士，壮士，烈士。这些底层出来，付出了诸多努力向上而不能的无法就业的大学生，确实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突发事件如今已经不再是个过于敏感的话题，主流媒体已经开始给予及时地报道。贵州德江发生一起因舞龙纠纷围攻县政府事件，很快平息，而且，平息的方式是政府做出让步。德江因为瓮安而引人注目。2008年10月，贵州德江成功处置中学生自缢事件受肯定。舞龙事件之后，杨耕身说：从瓮安到德江，我们再次面对事件真相何在这个永恒的问题。当初，“德江中学生自缢”缘何没成“瓮安事件”？检察官杨涛的解释是：对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要进行及时的信息公开，消除民众的猜疑。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健全民主、厉行法治，要让民众能有一个寻求公平与正义的平台，使得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其实杨涛给出的答案适用于任何突发群体事件的防范：让民众能有一个寻求公平与正义的平台，使得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一个政府官员，不管他是教育部的也好，是卫生部的也好，或者他是个镇长，是个县委书记，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就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编织红腰带了。这个要求不能说过分，甚至连“为人民服务”都算不上，只不过是素位本分而已，吆喝什么的干什么，吃了那几两干饭就得把那份活干了。 可能的答案之二：智库学者
2009年初，中国智库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中国的智库，既有地位又没地位，有地位是因为库的行政地位很高，没地位，是因为他们在公众面前出现时，通常是在解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某一声咳嗽有如何伟大的历史意义，如果党和国家领导人打了个喷嚏，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这个喷嚏出一个报告，或者写一套丛书。但这应该不是他们真正的工作，他们真正的工作应该是在为国家政策的出台做了很多工作，但那些工作是什么，普通人就不得而知了。但他们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有才华的一批人，这从谢韬做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30年《30人30年》序中可见一斑。
当然，也有外国人称中国的智库站的高、看得远，为中国的起飞和压制西方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社科院被评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中央智库官员“大换防”智囊新生代渐次亮相。一位美国人说，中国的智囊们早在10多年前就给西方设好了全套。
美国人给评出来的这个亚洲最有影响力倒没有让中国人沾沾自喜。《瞭望》新闻周刊发文：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大公报发表内地作者的评论：中国智库何时才能名副其实。曾经位列智囊的吴稼祥更是指出：中国智库只是“翰林院”。
**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履新后，党校召开了关于文风的研讨会。会上，王长江教授发言文风不正的根源在体制：
文风不正的根源在体制。文风问题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这里面就肯定有体制性的原因。无非两条：一是说假话、空话、套话可以回避风险，而说真话则要冒风险。如果我们不制造一个说真话，允许说错话的环境，给它制度上的保证，那么所谓说真话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第二条，不用向老百姓负责。如果我们说了假话、空话，老百姓一片骂声，骂得你官也当不成，那你看看还有没有人敢说假话？恐怕至少要保持沉默，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诚哉斯言！
我曾经设想，如果亨廷顿和凯南工作在中国智库，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会不会就是“我们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制度”“我们的特色无与伦比”？那他们还有没有可能赢得身后的尊重？
亨廷顿和凯南影响了美国甚至影响了全球。中国的智库学者，他们有没有可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编织一条红腰带？ 可能的答案之三：你和我
是很老套的借用，你和我，油和米——中国网民。
牛年的春天来临时，我去逛商场，看女装，满眼玫红。显然这是这一季的流行色了。红色象征着革命，但玫红绝对是跟革命不搭边的颜色。喜欢玫红的女人浪漫，安逸，沉浸在自己小小的满足和快乐中，不想改变现状。
我想如果中国流行着玫红色，那社会也就不会不稳定了。只是千把块钱一只袖子的衣服，只能表达主导流行的愿望，它代表的应该是小资，或者说中产阶级的心情。
有人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壮大起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安稳了。
我不是小资，不是中产，我是一个在大商场看看衣服，只是看看，然后去批发市场花钱的人。但是我同样喜欢玫红色，我同样不想有大的变化，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都能按部就班的过日子，该付出的我们会付出，但是该得到的也得让我们得到。我们似乎谈不上对这个国有多么的热爱，但是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也流泪，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去赛场喊加油，不喜欢看春晚我们可以去有意思吧玩幼稚的游戏。我会在胡哥和宝宝哥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时发一些议论，我会在看到习夫人被恶搞的图片时乐不可支，但是我知道我和他们一样热爱稳定，和他们一样不希望中国乱。
我想我们网站的大多数网友和我是差不多的状态——上有老下有小的，吃饱了饭的，还想继续这么活着的人。但我们指天画地有所争论，指手画脚有所评论，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没事儿干，而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编织一条趋灾避邪的红腰带。(文/沐兰) 我们为中国的本命年编条红腰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属牛。从上一个己丑年到这一个己丑年，一个花甲。 我们为中国的本命年编条红腰带,支持,从我做起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我们为中国的本命年编条红腰带 胡彦斌：红色革命歌曲翻唱为流行音乐
在经历了大喜大悲又振奋人心的2008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到来之际，胡彦斌推出这张名字响亮而直接的EP《红歌
网易娱乐2月24日讯 在经历了大喜大悲又振奋人心的2008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到来之际，胡彦斌推出这张名字响亮而直接的EP《红歌》，开门见山、直抒胸臆。
胡彦斌出道十年，出产难以历数、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拥有热爱、支持自己的粉丝无数；游刃有余地游走于流行音乐领域的各种音乐类型（摇滚、嘻哈、电子、舞曲等等）之间。这位成绩斐然、地地道道的主流流行音乐歌手再唱上世纪的红色旋律 ，多少出人意料，确又在情理之中。本着将这些好音乐发扬光大的初衷，胡彦斌选取海海好歌里为人熟知、旋律动人的几首，接过前辈的枪，重新改编又严格在词曲上忠于原著，呈现这张愿望诚恳、音乐漂亮的“红歌”新唱作品。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华诞，胡彦斌《红歌》EP也选定在这有特别意义一年的第一天发行，意义非凡！
据了解，这张EP将收录包括《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天上太阳红彤彤》等从众多唱贯数十载更唱遍过中国大江南北的红歌中精心挑选的歌曲，由胡彦斌重新编曲演唱制，以“新瓶装好酒”的形式再次高唱起那些曾动人心魄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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