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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hao · 发表于 2008-11-27 08:15

想起了59年前北京的夜晚(四）

鹤唳苍松

在毛泽东身后，这三十年被压抑的力量以一场秘密策划的政变为契机重回舞台中心，到了1978－1979之交，这个政权开始了明显的政治转向，以否定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三十年的成就及其努力方向为铺垫，在外部同美国建交同时向越南宣战，在内部残酷清剿反对力量，开始策划拆除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基石，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幌子下，重新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当中。与“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密切相随，娼妓现象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其从业人员数目呈现几何数级的爆炸式增长，经过三十年的发育，如今她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和集镇，似是枝繁叶茂，生机无限。人们极目远望，四处已是遮天蔽日的黄旗飘飘。请看下面这两组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张军搜集整理的数据，从中我们可以看看被抓获的娼妓数量在1978年之后有着怎样的增长速度和规模。

广州市抓获暗娼人数

年度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抓获数	35	140	483	596	651	300	1158	1824	2684	2014	3753	3522	4714	5682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省及广州市的有关材料整理而成）

福建省抓获暗娼人数

年度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抓获数	227	728	533	358	437	801	949	2109	7052

（资料来源：福建省妇联权益部）

张军还提供了一组数字：“广州市自1979年开始打击卖淫嫖娼活动时，只抓到暗娼、嫖客、鸨婆、皮条客共49人；到了1985年，被抓获的上述违法分子达2000人，增加了40倍；到了1987年6月，又增加致12000人，增加了240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1979年开始算起的十年间，娼妓现象所涉及人员令人瞠目的增长速度。据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社会学学者潘绥铭计算，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单以年份计，九十年代后半期每年查处卖淫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而到了新千年的1－6月份，查处的人员就达297361人。潘绥铭考察了抓获率的问题，得出结论说：“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张军还透露：“依据公安民警及‘业内人士’的普遍主观估计，抓获率应在10%左右。据此推算，中国在九十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而八十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卖淫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万—8400万之众”。再从国家打击娼妓的力度这一侧面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从1979年开始，政府发动了多次扫黄专项行动，颁布了多部法律法规对此进行清理。到了1990年代末期，立法和行动力度更是空前。比如1998年，公安部制定《公安派出所实行公共娱乐服务场所治安管理责任制》，1999年，国务院制定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0年，广东省出台《关于实行扫除黄赌毒一票否决权制的实施细则》，海南省制定了《关于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参与“黄赌毒”活动党纪政纪处分的规定》，为此，辽宁省甚至还专门设立了禁赌禁娼禁毒监督员。从1987年至2000年，全国建造了收容教育所183所，收容教育卖淫嫖娼人员30万人。但是好像事与愿违，在此之后，娼妓数量却是如火见风，愈烧愈烈。及今已到了遍地开花的程度，性产业从当初的羞羞答答到现在招摇过市，已经发育成庞然大物。宾馆、饭店、夜总会、出租屋，路边店、发廊、洗脚屋、咖啡店、茶艺室、歌舞厅、洗浴中心、剧场、影院等地方都可以可以看到娼妓出没，她们有的还能公然走上街头拉客，或是将广告做到了生活小区单元门口，甚至还有组织地去港澳地区和境外拓展业务。从业队伍从由乡村进城谋生者、城市下岗者扩展到大学在读学生及大学毕业生，蒋介石时代，老舍笔下《月牙儿》中的“我”、《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曹禺所著《日出》当中的陈白露一并复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性服务的剥削和榨取更是扩展到整个社会，比如女学生与其教师，女艺人与其选拔者，女下属与领导者之间类似买卖淫的关系更是大量增生。与此相关，色情产品的制作和销售，性病和艾滋病的治疗和防范也是这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95年，有人就作过估算，如果按参与卖淫和色情活动的女性低位测算70万人，每人年平均性交易收入1.5－2万元计,那么这一产业的交易额已超过100亿。那么现在数字为何，即使保守估计恐也翻过多番了。

这一群体对社会的直接危害还是在于性病的传播。据暨南大学的孙宝山对广东某地的调查，这些今天的娼妓们虽然听说过但对于性病和妇科病的区别不甚了了，也不知道有些性病没有表面症状或是症状轻微。虽然她们防病意识较强，但她们不知道普遍流行的定期使用消炎药或消炎针和事后冲洗生殖道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预防性病和艾滋病。尤其对于艾滋病，她们对自己可能感染的危险性缺乏够的重视，并有着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比如在安全套的使用上她们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使用，因而这一群体至今仍然是一个罹患性病和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是这些疾病向普通人群传播的最大源头。

在另一方面，妓女的四处招摇是整个社会病症的自我夸耀，是对人类文明和道德的严重挑战。娼妓及娼妓的欣赏者们的随处表演让人感到了这个时代的危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公开坦陈他唯一要感谢的是与他鬼混的妓女,这已使人目瞪口呆，紧随其后，在2001年，九丹的小说《乌鸦》出版，它绘声绘色于中国女性在新加坡的卖淫生涯。可能她认为仅仅写妓女还不够轰动，她还要挑起事端，将自己与小说的主人公联系起来，自称为“妓女作家”，并向人们宣讲她的独特发现：“……女人都是一样的，女人本质上都是妓女。”如此放肆地哗众取宠，无非是觉得自己占据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席位。九丹的出现是一个象征符号，她与她的更多的同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大声喧哗无非是在宣告现在俨然已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建国之后文艺作品中并不多见的娼妓形象是陆文夫在《小巷深处》中所刻画的徐文霞，他着力描写的是一个昔日有着沉痛历史的女子在新社会如何重回阳光之下，抬头做人的故事，其中蕴含的歌颂新社会改造妓女行动的意图不言而喻。多年之后，饶有意味的是面对九丹的张扬，陆文夫忍不住斥责她说：“九丹居然公然标榜自己是一位妓女作家，说什么妓女是女性散文的一种境界，这简直就是一种道德沦丧。《乌鸦》、《女人床》这样的货色有人喝彩为‘现代文化’，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倒退”。从陆文夫的愤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时代的激烈碰撞，如果有人怀有对建国之后三十年间娼妓灭绝的基本记忆，那么他面对今天娼妓铺天盖地的招摇定会激愤万分。
在思考娼妓遍地现象的成因时，陈福平和李强成这两位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以深圳收容教育所中的娼妓为例，与当地工厂的女工的工作生活作了对比后发现，前者的工作环境和劳资关系竟然要好于后者。也就是说，相对于血汗工厂的女工们，娼妓的现实处境还不是最差。由此可以想见，这些年以农村破产为特征的三农问题是怎样将农村的女性逼向城市，无可选择地出卖自己的身体，或是劳力，或是某些特定器官的使用权。虽然同样是被凌辱和被剥夺，但是在更悲惨和悲惨之间，去做娼妓还不是最坏的人生选择。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劳动阶级的雇佣化为目标的现实社会的改造方向是怎样逼良为娼，从而为女性肉体市场的繁荣制造了庞大的后备队伍的。
与绝大多数工农的贫困化相对应，一批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为他们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应运而生并结成了神圣同盟，联合攫取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绝大部分份额的物质财富和符号资源。他们荒淫无耻，纵欲无度，竭力地制造、扩大并享用着女性青春肉体的盛宴。一批学者在梳理二十世纪中国娼妓史时头头是道，对其危害清清楚楚，但是却在倡导消灭娼妓的行动面前吞吞吐吐。常常是在表面上也赞成消灭娼妓，却将这一行动推向了遥不可期的未来。是的，彻底消灭娼妓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但是，你们有没有勇气去追问一声，那些攫取了权力的群体是在积极地为铲除娼妓的孽生土壤而努力呢，还是在迫不及待地为壮大娼妓的队伍、填充那些高级嫖客的钱袋而绞尽脑汁？在一些人的视野中，消灭娼妓只是意味着发表宣言，颁布法律规章，收容或是罚款，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他们的想法并没有比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人更多一点。在发表禁娼扫黄的一纸具文的同时，堂而皇之以敲碎整个中国的“人和”为能事，生生制造出两大对立的阵营，大声叫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秘而不宣地让更大多数的人贫穷下去，以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地生产娼妓和赞助嫖客，然后再任由消费主义的风习通过强势集团控制的传媒四处传播和复制，使人们除了身体、性和金钱再也看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别的意义。但是关于近几十年来娼妓遍地的奥秘他们能遮掩得住吗？消灭娼妓要损害的不正是那些权力把持者的利益吗？要剥夺的不就是他们可以随意淫人妻女的性福吗？所以才会有几十年来愈禁愈多的怪现状出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以所谓创新为名的种种行动，不正是在悄悄向蒋介石时代偷渡，复制它，再将其推向新的高潮吗？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终生事业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总结说：“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然而，一百多年后，马克思所批判的现象正在中国革命的废墟上空前猖狂地张牙舞爪。
45年前，怀有“环球同此凉热”抱负的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消灭娼妓需要一万年吗？想起1949年北京初冬的这个夜晚，恐怕很多人都与我一样，面对能否消灭娼妓这个问题，都不会感到太过绝望。这个夜晚在人类所经历的漫长黑夜中是如此的璀璨，它足以使那些至今仍能做做春梦的魑魅魍魉们不时心惊肉跳，难以长久地安神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