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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我们的电视记忆
光影镜像
电视，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态环境。甚至，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电视，我们过去三十年的生活会是什么模样，我们的记忆将会何等苍白，我们可以讨论的共同话题和可以传唱的熟悉旋律能从哪里找到，我们从无比单调的绿蓝两色中山装到今天五颜六色、五洲四海的服装风格这类巨大的演变将会如何被历史记载。从《话说长江》中高低错落、萧瑟凝重的重庆朝天门码头到《再说长江》中同样机位、同样角度拍摄下来的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过度喧嚣的都市朝天门，从电视剧《新星》中金刚怒目、个性张扬的改革英雄李向南到今天电视剧中那些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大哥”、“大姐”、“大嫂”、“咱爸咱妈”、“爷爷奶奶”，电视文化所雕刻的不仅是中国三十年的社会演变，更是中国人三十年精神上的今非夕比。
拥抱电视在1978年以前，不仅很少人见过，甚至也很少人听说过电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还被当时的人们看着幸福生活的远景，电视却不期而然地闯进了中国人的生活。回想当年用全家人几年的积蓄在年三十之前买到一台电视机在大街上来回“炫耀”的情景，回想当年几十个学生挤到老师本来就很狭窄的家里一起看女排比赛、为中国加油的情景，回想一首首流行歌曲通过电视剧、春节晚会等流行大江南北的情景，我们能够可以想象，电视给当时处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多少的快乐和希望。
1978年，北京电视台（同年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开播至今影响深远的《新闻联播》（全名“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替代了伴随中国人几十年的广播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成为至今为止中国大众的新闻来源；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创办，“电大”这个“没有围墙的学校”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1981年，第一部广受争议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播出，从此长篇电视剧结束了电影在中国的黄金时代；198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英语学习节目《跟我学》，“Follow Me”带动了举国的英语热以及后来的留学热；1983年，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播，25年来全球华人都习惯看“春晚”、吃年饭，辞旧迎新；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电视直播，中国政治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形象公开化”；1988年，一部以文化反思、政治反思为主题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在央视播出后引起大江南北、高层平民的广泛议论和后来的严厉批判，显示了电视巨大的政治议程设置能力；1997年，在历时72小时的直播中，中国人目睹“五星红旗”在香港会议中心升起，凝聚了一个民族的复兴骄傲；2003年，中国人以复杂的心情通过中央电视台与全世界同步看到在伊拉克燃起的熊熊战火；2008年，中国人通过电视聚集了“四川加油”、“汶川加油”的爱心和雄心，也通过电视共享了北京奥运的辉煌与伟大。
尽管不少人谴责电视的平庸、冗长、低俗和浅薄，但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上电视台最多、电视频道最多、电视观众最多、电视节目生产量最多的“电视超级大国”。电视，使传统的电影被边缘化，新兴的网络也必须借助电视视频才能真正成为主流。电视，决定了大多数人知道什么和如何知道，成为像阳光、空气、水一样的生态环境。
又长又多的电视剧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电视剧生产大国、播出大国、观众大国。美国一部电视剧一周仅播1-2集，一个系列22集需要播出4个月，而观众如果想知道“后事如何”，则必须等到第二年另一个播出季才能得到“下回分解”！与“不幸”的美国电视观众相比，中国的电视剧观众每天可以连续看到2集、3集甚至更多的电视剧，而且每天有几十个频道都在播出电视剧。2007年中国全年生产电视剧多达14000部（集），每天诞生40集新剧，而每个中国人在170分钟的平均电视收看时间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看电视剧。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构成了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视剧、时代与观众一直处在一种互动的变化中。1980年代初，借助于与美国建交以及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中国人看到了美国电视剧《从大西洋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中国最初自己拍摄的大多是《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这样的单本剧，直到1981年，拍摄了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敌营十八年》。从此，连续剧很快成为中国大众的第一文化形态。1980年代，从“伤痕”到“反思”，从“改革”到“反腐”，电视剧成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启蒙工具；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和《四世同堂》、《围城》等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似乎是对刚刚经历过文化大空白的中国大众的文化大补课；1990年代，经历过一场巨大风波以后，《渴望》等家庭电视剧的出现，将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为主题的启蒙文化拉回到了以忍辱负重、忠孝节义为核心价值的传统家国文化；《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牵手》、《雍正王朝》、《还珠格格》、《武林外传》、《金婚》、《士兵突击》、《闯关东》等形形色色的电视剧的热播，则记录了日趋多元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人心态的开放。中国电视剧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一部心灵演变史。
“春晚”，改革开放时代的“新民俗”1983年2月12号，也是1982年的农历除夕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联欢晚会”播出。与今天春晚的面面俱到、畏首畏尾不同，春晚在当时很“前卫”也很“大胆”。晚会由王景愚、刘晓庆、马季、姜昆一起主持，采取开放式直播，安排了四部热线电话，观众可以点播演员和节目。当时红遍天下的歌手李谷一演唱了第八首歌曲后，还有观众点播她的《乡恋》。而《乡恋》当时已为“禁歌”，有人批这首歌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甚至还指责李谷一是大陆的“邓丽君”。但在这次的春晚演出，人民的“愿望”却得到了尊重，广电部长毅然同意了演唱《乡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艺术民主难得的范例。
这天晚上为中国电视艺术领域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也开辟了中国“年文化”的一个新局面。春晚从此成为中央电视台最有价值的保留品牌。套用一句话说，即使一条狗，上了春晚也会变成名狗。“春晚”成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风向标。谁出现，说什么，演什么，唱什么，如何开头，如何结束，港台歌手来不来和来多少，流行音乐上不上和上多少，领导人来不来怎么来，主题和高潮如何定……，这一切，与其说是晚会的需要，不如说是时代政治的需要，它传达了中国走向也象征了中国形象。
年复一年的春晚，虽然让不少人产生了“审美疲劳”，甚至有人用恨铁不成钢的激烈，“叫停”春晚，但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在海外的华人其实早就习惯了这种喜庆祥和、东拼西凑的“春晚”了。正如年饭未必好吃，春晚也未必好看，但年饭和春晚都共同构成了中国“年文化”的“当代民俗”。在“春晚”伴随下，回家、团年、放鞭炮、辞旧迎新、年华消逝，美梦成真成幻……。这就是“春晚”的意义。
娱乐无罪娱乐，在三十年前，还是一个不能明说的词汇，或者基本上是玩物丧志的代名词。无论是中国的传统礼教或是当年的阶级斗争文化，个体欲望、个性呈现，爱情、友情、亲情、人情几乎都受到了完全的抑制和排斥。改革开放以前的电影，都会尽量回避男女异性情感的表达。《红灯记》中一家三代人只有“革命同志关系”而完全没有“血缘亲情”关系，“同志”高于一切，“革命大家庭”取代了一切家庭和个人的“情感联系”。娱乐长期是被放逐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电视娱乐一直在健康与病态、高雅与低俗、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等的冲突中挣扎。《加里森敢死队》因为对青少年犯罪的“教唆”受停播；《敌营十八年》因为其通俗性和非现实主义受到非议；《超级女声》因为其推崇的偶像文化、明星文化遭到批评……。进入1990年代以后，湖南卫视成为中国电视娱乐的“大本营“，而中央电视台二套也是电视娱乐的生力军。从“正大综艺”到“幸运52”，从“梦想中国”到“超级女声”，从“快乐大本营”到“加油好男儿”，从综艺到选秀、从相声小品到真人秀，中国电视的娱乐精神越来越鲜明，中国人的娱乐需求也被释放得越来越充分。
欲望是蓄水，人格是堤坝，娱乐就是闸门。娱乐如果能够将被压抑的个人将欲望进行疏导从而减少对人格堤坝的压力，甚至用一种道德化的方式使这种带有“破坏性”的欲望被驯化、被社会化、被道德化，那么就能化害为利。但如果娱乐不是一道经过精心设计、具有引导功能的闸门，而是人格之堤完全不设防，那么破坏性的欲望就会成为洪水，汪洋恣肆，毁灭自己、危害社会。因此，娱乐有益，但娱乐有度。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电视娱乐常常会一放就恣肆，一管就禁锢。其实，只有娱乐健康了，电视文化才能健康。娱乐成为了中国电视文化一直难以破解的政治难题和文化难题。
记忆碎片从这三十年中走过来的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电视记忆，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心中串联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电视时代长廊：
1980年，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播出。我们全年级同学在露天观看。电视剧中的一群身怀绝技的“坏人”，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特务，改变了当时中国人长期以来“好人”、“坏人”的简单判断。
摄于1981年的20集香港电视剧《霍元甲》在大陆播出。该剧引起了万人空巷。黄元申扮演的“霍元甲”成为中国功夫、爱国英雄的象征。电视武侠文化从此承载着中华民族认同的激奋、骄傲和想象。
1981年电视转播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身份，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决赛。所有中国人都千方百计寻找能够看到电视的地方，为女排加油，中国加油。从此，电视与体育相互依存，体育比赛与爱国热情血肉相连。电视，使体育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
1984年，日本电视剧《血疑》播出。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为中国人带来了最初的偶像意识，“白血病”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疾病的凶恶。家庭伦理、血缘关系此后成为热门题材。医院掉包、兄妹之恋、不治直症等成为后来电视剧的经典桥段，一直煽动观众潸然泪下。
1986年，根据柯云路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新星》播出。一个敢于改革、敢于用乌纱帽做军令状的县委书记李向南形象，成为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精神的形象铭刻，也激发起无数青年人报效祖国的政治热情。“青天”式的孤胆英雄，美人爱英雄的叙事模式，不仅震撼当时，而且延续至今。
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播出。该剧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了直观的“红楼”群像，电视剧的音乐与电视剧那浪漫、抒情、典雅、伤感的风格一起，不仅带来了《红楼梦》小说的畅销和《红楼梦》文化的普及，也使后来所有《红楼梦》改编都面临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1990年，当时最长的电视剧《渴望》播出。刘惠芳，用一个苦命的善良女人形象，唤起了亿万中国人的同情和关注，也使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为主流的启蒙文化转向了克己仁爱、家道主义的道德文化，中国电视剧题材重心从社会公共空间退回到家庭亲情空间。
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刘欢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以及姜文扮演的王启明，传达了中国人对西方有时是天堂有时是地狱的自尊和自卑的双重认知。中国在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身份尴尬和身份认同的焦虑，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
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播。它使中国人有了早上开电视、早上看新闻的习惯；也使中国电视的制片人制度有了雏形；还带来了一种交流性的新闻语态。虽然，“东方时空”逐渐没落，名噪一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也已无存，但却留下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还有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以及一大群央视新闻的中坚人物。
197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开播。该节目将“谈话”节目推广到中国电视，言说、意见、观点成为电视内容，拓展了中国电视的话语空间。主持人崔永元的出现，则改变了中国电视主持人播音风格一统天下的局面。
1997年，湖南推出电视剧《还珠格格》。这是当时少有的不借助中央电视台平台而红遍中国的电视剧。一部内地制作的港台娱乐风格的古装戏说电视剧，改变了中国电视一向沉着、忧伤、严肃的面孔，娱乐精神使新一代青年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视文化。
1997年湖南电视台推出电视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开创了中国电视的娱乐之风、青年之风，也成为中国电视的造星平台，引发了全国电视界的“综艺变革”。它在饱受争议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文艺多样化的象征。
1998年，电视剧《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不仅开启了中国古装历史皇帝剧的潮流，而且开明君主、宫廷阴谋、政治胆略，也再次唤起了中国人特殊的政治期望和热情。专制政治时代的故事成为现实社会心理的投射，证明了任何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
2002年元旦，南京播出新闻节目《南京零距离》。它改变了央视新闻的视角、语态和形态，第一个用光头主持，与本地、与老百姓零距离接触，引发了全国地方新闻大变革。我们很难说这是第一个所谓“民生新闻”，但它肯定是第一个引起了全国反响的“民生新闻”。
2006年．湖南电视台播出大型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成为一种被世界关注的中国现象。“超女”李宇春不仅成为青年男女的偶像，也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海选”被放大为“民主”的社会信号。“超级女声”突出了“差异”、“互动”的电视新观念，也启动了中国电视模仿、借鉴海外节目模板的风尚，当然也注定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在同质竞争下必然地“别有用心”的走向低俗。
2007年，电视剧《士兵突击》意外热播。许三多成为“年度现象”，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人中间引起广泛讨论。“不抛弃、不放弃”成为口头禅。一个中国式的“阿甘”带给了中国人一种励志的生活态度。
2008，汶川地震大直播。从5月12日开始到21日，电视对汶川地震的直播，举世关注。及时、全面、充分的直播报道使中国电视台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救灾活动中，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大多数民众和同行的尊敬。在中国人用生命创造尊严的同时，中国电视也用诚实为自己赢得了尊严。
2008，北京奥运会电视报道和播出。在一个多月中，谈奥运、播奥运、悲喜奥运、聚集奥运，向全世界显示了这是一届值得骄傲和记忆的奥运，而且也体现了中国更开放、更民主、更富强，更愿意与世界融合的努力。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三十年中国电视的帐本，翻开来，记录的不仅是电视的变化史，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史和生活史。
（本文应《中国青年报》之约而写，12月16日已发表，因篇幅限制，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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