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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败坏了中国人的品质
   
黎 鸣

地球上一切涉及人类文明的东西，都是由人类自身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混乱到有序，逐渐不断地创造出来的。人类创造的能力即是人类智慧的能力，或称人类的品质。
西方人类创造了西方文明，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明，如此等等。过去有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或不可比的。即是说，在不同人类所创造的不同文明之间，是无所谓先进落后，或无所谓优或劣的可比性的。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就今天人类所拥有的认识能力而言，除了属于事实上无可知的范围，大部分可言说的东西都还是可比的。例如政治是可比的，经济是可比的，文化也基本上是可比的；再说得更细一些，科学是可比的，技术是可比的，艺术也还是可比的，说到最后，因为上述的东西全都是人类创造的，所以人类的智慧本身，也即人类的品质本身，也同样应该是可比的。
人与人之间，尤其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比什么呢？固然，比谁的国家政治稳定、比谁的国家财产丰富、比谁的国家文化兴旺，这种比较事实上一直都在进行。但我要指出，仅仅这种比较，往往得出来的结果相对性太强，还很容易造成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会承认自己比别的民族差，特别是个头（版图）大、人口多、历史久的民族就更不愿意在其他民族面前服输。很显然，不少中国人就一直认为，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始终都处于全方位地前列位置：中国的政治最稳定、中国的经济最丰富、中国的文化最兴旺。不说其他，世界上五大古国，或古文化，始终保持了悠久地、连续地、庞大地、实体地存在的，惟一只有中国，或中国文化。而中国或中国文化的真正衰弱、贫困、落后，也只是最近二百年才发生的事情，并且主要是清代满族的统治拉了中国的后腿，造成了近现代中国严重的积弱不振。其实，这种看法是非常情绪化的结果，与真正人类理性的哲学的、科学的认识态度无关。这种情绪化的认识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更有害于今天实际上对中国现状的改进。
回到人与人之间、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可比性的问题。最重要的应该比什么呢，以及怎么比才能更有助于人们有效地改造自身呢？很显然，进行这种比较的目的也正在这里，而不在人们对于自己自尊心的满足。
我认为应该从如下的三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才有价值：
第一， 人的肉体生命的自然需求获得满足的状态的比较（相当于自然层次的普世价值实现的比较）；
第二， 人的理性生命的社会需求获得满足的状态的比较（相当于社会层次的普世价值实现的比较）；
第三， 人的智慧生命的精神需求获得满足的状态的比较（相当于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实现的比较）。
本文的目的不在从事上述的比较，真要进行上述的比较也决不是短短一篇文章能够容
纳得下的。我要说明的是，第一种比较是属于外在客观条件的比较，第二种比较是属于实在相对条件的比较，第三种比较是属于内在主观条件的比较。虽然上述的三种比较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但的确都说明了它们各自独特的方面。换言之，第一种比较更倾向于人的客观自然品质的比较，第二种比较更倾向于人的社会相对品质的比较，第三种比较更倾向于人的内在精神品质的比较。我今天的文章只讲第三种比较，人的内在精神品质的比较，或者换言之，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实现程度的比较。我个人认为，无论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第三种品质，才是最关键的品质，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价值，而且正是这种品质的高低，或价值实现的高低，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其他两种品质的存在状态的好坏。而我今天要论证的，儒家传统败坏了中国人的品质，集中要说明的也正就是这第三种品质，或言第三种精神价值的无可能实现。我的许多同胞根本就看不到这一点，还依然迷醉于对孔儒的盲目的崇拜，这真是让我遗憾，万分地遗憾。但愿终有一天，我亲爱的同胞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第三种品质又可以分析为如下的三个最基本的精神品质：
第一， 人的信仰真理的品质；
第二， 人的求知真实（知识）的品质；
第三， 人的追求真诚（思维能力）的品质。
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专门谈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母”劣根性。之所以称“母”劣
根性，那是因为它们是造成更众多、更广泛、更深刻的文化劣根性的“种子”、“根源”、“母亲”。那三大“母”劣根性即：
第一， 儒家文化造成了中国人永远的顽固的“宿命”论；
第二， 儒家文化造成了中国人永远的政治的“人治”论；
第三，   儒家文化造成了中国人永远的思维的情绪“独断”论。
现在可以断言，正就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这三大“母”劣根性长期以来败坏了中国人的
品质。败坏了中国人的什么品质？败坏了中国人的最重要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回到刚刚讲到的关于人的三大基本精神品质的分析——真理的信仰、真实（知识）的求知、真诚（爱智慧）的追求。
由于长期以来顽固的“宿命”论的困扰，造成了中国人基本上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要说信仰真理，连最起码的宗教信仰都没有。这种缺乏信仰的精神品质，造成了中国人直到今天也未能树立“真理高于一切”的重要的观念，而没有了这种观念的民族和个人，也就永远地丧失了对信仰真理的追求价值，而丧失了真理信仰价值的民族，实质上也即丧失了发现真理的能力，丧失了服从真理、进行社会“法治”的可能，丧失了作为平等的“人”的最后的尊严。我在这里的推理是人们无法辩驳的，它即是逻辑理论的本身，也是历史现象的真实反映。
由于长期以来顽固的“人治”论，造成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极权专制政治的长期顽固的连续性，甚至直到今天，这种“人治”的政治体制依然在顽强地表现出它的不死的生命力。这种“人治”论的不死的生命力从何而来？即从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精神的永远的垄断而来。今天的中国人，无论左派、右派、中派，他们尽可以在其他一切方面相互抵牾，但在继承儒家文化传统方面却表现出了奇怪的一致性，他们几乎全都盲目地崇拜孔儒，视之为中国人永远的“圣人”。也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母”劣根性的关键所在。毛泽东总是中国人中性格最强悍的人吧，而且他从理性上也瞧不起孔子，并把这种认识表现在了他的诗句之中：“孔学名高实秕糠”，可是在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面前，他却也只能乖乖地束手就缚。毛泽东最终败在了谁的手里？他最终依然是败在了孔子的手里，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俘虏。为什么？不正是因为毛泽东也最终把他自己推上了中国最后一任皇帝的“宝座”么？皇帝是什么？不正是“人治”劣根性的终极么？这是最明明白白的历史，谁又能否认？毛泽东打败了一切他身边的“敌人”，却败在了他身上或心中残留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这个最悠久的“敌人”的手中。中国人战不胜这个儒家文化传统悠久的敌人，不能摧毁它留下的所有的“母”劣根性，中国人就将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灵魂，就将完不成自己在21世纪文明升华的最终的使命。这是我的明确的断言，我将有专文来介绍我的这个断言。
由于长期以来儒家文化传统的思维的情绪“独断”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丧失了认识自然的客观性、丧失了认识自我的社会理性、丧失了认识自由的精神的创造性。中国人长期以来不仅与所有的科学（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无缘，甚至与一切的“学说”无缘。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多次谈到，自从“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已经几乎完全断绝了创造一切“学说”的可能性。可以这么说，自从“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在思维理论领域的创造性方面，几乎就是个零蛋。即使今天的中国人在谈到自己的“国故”之时，除了中医中药、中国戏剧、中国书画等等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儒学”能够成为“学说”吗？它是标准的“伪学说”——伪神学、伪哲学、伪人学，为什么？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构成其“学说”的最本质的东西，什么是最本质的东西？逻辑！没有逻辑，就没有学说，就不成其为学说。所谓儒学本质上就是一门中国悠久的“骗术”和“愚术”，它专门为中国的历代皇朝制造（少数的）骗子和（多数的）愚人。
无论中国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现实，都具有大量的实践证据证明：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败坏了中国人的精神品质，败坏了中国人的智慧，败坏了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实质上是败坏了中国人的文化和文明，儒家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变成了一个不知道“发现、发明和创造”究竟为何物，而惟一只知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永远磕头、下跪的民族。
历史事实证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没有发现任何一条可以称作客观真理的东西，甚至彻底丧失了理论思维的能力；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没有发明任何一件可以运用真理去证明的真实有效的理性工具、机器、仪器；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没有创造出任何一个可以足以让人称道可以值得永远继承的思维的工具。
今天的世界，惟一没有获得过任何一门诺贝尔奖的大国或大民族，就是中国人（拿了外国护照的华裔不能算中国人，他们实际上是经过了外国文化清洗的中国人）。难道中国人生下来就是蠢人吗？不，绝对不，是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永远地败坏了中国人的品质，败坏了中国人的智慧，败坏了中国人的创造能力，败坏了中国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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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选择中国历史之路  

           黎鸣

中国的历史，到了20世纪末，事实上就已经终结了。21世纪，应该是中国人重新为自己选择历史道路的最关键的世纪。
过去的中国历史，只是少数中国统治者们的历史，他们垄断了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权力。造成这种长期中国历史态势的根源，即在中国人的思想的观念之中，压根儿就排除了自然赋予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动力的源泉，而丧失了这股自然动力源泉的中国历史就完全只能在“人人永远不平等”的“邪路”上“折腾”。可是西方人的历史就不然，他们的两个文明的源头：古希伯来文明的源头和古希腊文明的源头，全都内在地深深地包含有“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赋予的精神，前者借助于“上帝”，表达了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后者借助于“真理”，表达了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的精神；更加上16世纪之后，这两种“平等”精神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新教伦理”之下的“资本主义精神”和“自然科学精神”。正是这两种“精神”，飞快地加速了西方人类近代文化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站在今天21世纪的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平台上，回看西方和中国这两股历史行程的结局，它们二者之间文化和文明的巨大的落差，其实即是当今美国和中国文化和文明之间巨大的落差，而造成这种巨大落差的根源，即在于中国历史只能是走在“人人永远不平等”的“邪路”上的人类“折腾史”，而西方历史，包括美国历史，则是始终都走在“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阳光”大道之上的人类“进化史”。
为什么中国人会始终都只选择“人人永远不平等”的观念呢？我的回答是坚定的：因为孔子及其儒家的欺骗。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指出，两千多年来的孔儒，其实是一群职业性的政治骗子，他们惟一的“主义”即是“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他们利用“亲亲”包裹着“尊尊”，利用温柔的“亲情”掩盖着残酷的不平等的“礼治”的专制，利用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温情的“许诺”，大量一厢情愿的“美言”，遮蔽着王公贵戚们的永远都在重复发生的种种现实中的恶行。中国人被孔儒们愚弄、欺骗了两千多年，事实上也就是被王公贵戚们的专制主义残酷地欺诈、压迫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来的孔儒和王公贵戚们的“欺骗”、“欺诈”和“压迫”普通中国人的历史，即是两千多年来的真真实实的“中国折腾史”。由于这种“折腾”，中国人全都变成了“愚民”，他们认贼作父，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骗子孔丘尊称为“万世师表”，尊称为“伟大的”中国“圣人”，一直到今天，他们还要继续坚持“尊孔读经”，他们还要把“孔子学院”推向全世界、全人类。这从本质的意义上说是什么呢？是中国人自丑不知，是愚蠢地以自己“人人永远不平等”的“中国折腾史”为真、为善、为美，是狂妄地反而要求西方人放弃他们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进化史”，来屈就中国“伟大的圣人”孔丘。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丑陋的“文化”事件吗？
认真地回顾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尤其先秦思想史，在中国古代还是有人认识到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真理的。最明显的即老子，其次是墨子，再其次是韩非子，然而无论是儒道之争，儒墨之争，以及儒法之争，均以儒家最后的胜利而告终。
最关键的是孔儒对于老子的胜利，基本上等于彻底埋葬了“人人生而平等”的一切希望，老子的道德仁义，变成了孔子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完全消灭了老子“道德”之中包含的“人人平等”的珍贵价值。后来的道家，包括庄子以及东汉之后兴起的道教，全都只不过是儒家的附庸，甚至变成了安抚中国人心灵创伤的麻醉的单方，或苟且偷生的精神毒药。
孔儒对于墨家的胜利，几乎是歼灭性的。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意识，墨家独有的关于思维、语言的逻辑观念的追求和“三表法”，以及“非攻”、“非礼”、“非乐”、“节葬”、“节用”、“尚同”、“尚贤”、“天志”、“明鬼”等等重要的思想，全都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之中沉寂了，被中国人彻底地忘记了。
如果说儒家对于老子、墨子的胜利是绝对的，那么对于法家的胜利则是相对的。法家最初关于“法”的观念的人人平等的意识被铲除了，例如“法不阿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而法家的死心塌地地维护极权专制制度的残酷无情却被保留了。事实上，法家原本就是儒家的变种。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荀子部分地接受了老子和墨子的思想的影响，但他遵行孔子的“礼治”是不变的，也即坚持“人人永远不平等”的制度是不变的。韩非子同样坚持不变的“人人永远不平等”的制度，而且更抛弃了“亲亲”的温情，而采取赤裸裸极端残酷的暴力来维护“尊尊”，其实是中国古代的“法西斯”。正是因此，尽管儒家在儒法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但由于专制统治的需要，法家依然是统治者内在最重要的手段，故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极权专制统治，从来就是阳儒阴法两手并用。儒家用来欺骗，法家用来杀戮。
由上面所述可见，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国人（实质上是中国的极权统治者）选择了儒家，因为儒家坚持“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事实上也即儒家坚持了“人人永远不平等”的反自然观念，为此，中国人（实质上是中国的极权统治者）反而抛弃了提倡“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观念的老子、墨子，以及也有类似观念的韩非子。如此对孔子及其儒家的“选择”，实质上也即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选择。正是这种“选择”产生了近代（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一百年中国深深处于贫穷、落后、挨打的状态的历史。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在“西化”的过程之中逐渐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即使在这个过程之中，儒家和法家的影响也依然是制造麻烦、制造折腾的最重要的历史心理根源。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的批孔，完全只是他个人政治上的需要，而并不是他真正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重新加以选择，尤其是当“四人帮”们以“法家”自命而来从事“反儒批孔”的时候，就更显示出了他们的对历史的“无知”和真实的“反动”了。“法家”们利用什么“武器”来反儒批孔呢？在坚持“人人永远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上，他们原本就是一丘之貉，他们反儒批孔的结果，绝对只会是更加赤裸裸的凶狠和残酷。
俱往矣，中国过去的历史应该终结了。21世纪以及未来中国的历史之路，应该由全体中国人完全运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加以选择了。在“选择”之中最最重要的观念，即“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真理，这既是我们选择利用西方思想资源的准绳，也是我们选择运用中国古代思想资源的准绳。很显然，我们将重新解读老子和墨子，我们将坚决批判和反对孔子及其儒家，对于韩非子及其法家的反动我们将同样加以拒斥，对于他所表达的极其有限的“人人平等”的意识，我们固然可以有所同情，但在西方人法的精神面前，韩非子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除了“人人生而平等”的重要观念之外，在重新选择历史的过程之中，全息逻辑规律的意识也将是极其重要的。关于这一点，伏羲和老子的思想资源将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宝藏，我们一定要特别加以珍惜。对此，我将在我今后的文章之中逐渐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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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      

   黎鸣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智慧存在和生活的形态。东西方文化，则是指东方人类和西方人类的智慧存在和生活的形态。智慧存在的最核心的部分是思想，思想最核心的部分是观念。因此，文化的“分水岭”，基本上是观念的“分水岭”。
构成西方文化的主要来源，我前面的文章已经多次讲到，一个是古代希伯来人的一神论宗教文化，另一个是古代希腊人的哲学文化。
构成东方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一个是古代中国人的儒家血缘的宗法文化，一个是古代印度人的婆罗门宗教（又称印度教）的同样是血缘的种姓文化，包括在种姓意义上反抗婆罗门教的佛教的主张众生（也包括其他一切生命的物质）平等的文化，但它在轮回、来世的观念上仍旧继承了婆罗门教，还有一个就是中东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或者说完全政治化了的文化。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到中国和印度，这是两个在世界上人口数量分居第一和第二的人口大国（它们的人口加起来超过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也是人类近代历史上备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两个国家。中国曾有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的历史，印度则更是具有三百多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悲惨的历史。中国和印度，同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诚如上面所述，中国的悠久文化主要是儒家血缘的宗法文化，而印度的悠久文化主要是印度教的同样是血缘的种姓文化。当然，在南亚，还有以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的文化为主要文化的巴基斯坦国和孟加拉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口也都超过了一亿。主要为伊斯兰教文化的还有马来西亚国。其次，还有以佛教文化为主的泰国、缅甸、柬埔寨等等等等。
一般来说，东方文化以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印度的印度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为主。伊斯兰教文化严格的意义上说不能算是纯粹的东方文化。从起源上来看，伊斯兰教是犹太教的衍生物，如同基督教，它们同都是从希伯来的一神论宗教文化派生出来的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是，伊斯兰教文化虽然也接受过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但由于伊斯兰教与政治的一体化，使得伊斯兰教几乎变成了完全政治化的宗教，正是在这点上，使它与西方欧洲主流的文化走了非常不同的路。或许也正是因为它的宗教完全政治化的原因，使它基本上脱离了西方文化的范畴而成为了今天世界上东方文化的一支，所谓“中东”正是他们与西方文化接触的前沿。
仔细分辨迄今为止东西方文化的智慧—思想—观念的异同，它们二者最根本的观念分歧，也即它们二者的最初分流的“分水岭”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西方文化从根上即认定：“人人生而平等”；而东方文化则完全相反，从根上即认定：“人人生而不平等”。显而易见，所谓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分水岭”，正尖锐地反映在人人生而不平等还是平等的问题上。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并不是一次定型的，而是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发展过程；至少在大约十六世纪之前，西方人对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的认识是潜在的，甚至是模糊的，人们最多只能在想到“神——上帝”或想到“可能存在的真理”时能够感到一点点“平等”的希望和光明，而到了十六世纪之后，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哲学革命、资本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等等历次的思想革命之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终于愈来愈成为了西方人心中显在而明确的观念（例如成为了西方国家宪法的最根本的前提或公认的真理），乃至有可能成为西方人行为的指南。而西方人把这个“观念”从潜在的、模糊的形态逐渐发展而成为后来愈来愈显在的、明确的形态的过程，事实上也正是他们促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取得巨大进步和发展的过程。
与西方文化的历史过程不同，东方文化永远都在“人人生而不平等”的观念的陷坑之中制造人与人之间无穷无尽痛苦和灾难的折腾，而且是永远毫无希望，永远看不到任何光明的痛苦和灾难的折腾。中国人儒家文化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帝王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延续折腾了两千多年，如果不遇上西方人的入侵，中国人将依然会把这种毫无希望的帝王专制的政治体制的“折腾”坚持到永远。而也同样，印度人的印度教神圣的种姓制度也同样会永永远远地坚持“折腾”下去。很显然，东方的所谓“文化”实际上早就已经“凝固”了，或者早就已经进入了永远逃脱不了趋于倒退、停滞和死亡的恶性“折腾”的“循环”（轮回）了。
21世纪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将真正走向新生的世纪。它们同都已经经历了一个自我超生的苦难的“涅槃”过程，虽然依然各自还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折腾”的“尾巴”。它们只有在下决心丢掉他们各自的“尾巴”之后，才可能真正取得未来划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人的“尾巴”就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这明明白白是一个坑害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极其有害的“传统”，正是它，把中国人永远“人人生而不平等”的观念世世代代地雕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它用来进行这种“雕刻”的工具就是孔子及其儒家的“典籍”所永远坚持的“天命”、“大人”、“圣人”、“仁义”、“礼乐”、“君子”、“小人”，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极其腐朽的“语词”，以及关于它们的永远“尊孔读经”的灌输。
印度人的“尾巴”就是婆罗门教的永远神圣的“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以及旃陀罗等永无翻身之日的贱民的人为人群的分割。
比较而言，中国人的“尾巴”是血缘宗法等级的世俗的政治文化，而印度人的“尾巴”是血缘种姓等级的神圣的宗教文化。中国人的“麻烦”主要涉及上层乃至部分中层（文人们）的少数人，而印度人的“麻烦”则涉及从上至下几乎所有的人，虽然印度人已经建立了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但宗教的“麻烦”，如同“中东”，刻在人们心中（对异教徒）的“仇恨”已经难以理喻。
说实在话，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近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乃至“文化大革命”，还真不能毫无理性地一笔加以抹杀，而应该需要进行冷静地理性分析。至少就我个人反思的认识而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摒除了对孔子及其儒家“传统”观念的传播，而让中国的青年人简直完全断绝了与孔儒的关联，虽然完全阶级斗争的冷血的政治也同样是极其错误而有害的，但断绝古代的“人人生而不平等”的儒家传统观念达半个世纪几近三代人之久，这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而绝对不是如“新儒家”们所诅咒的“割断传统”的“罪恶”。反倒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当局，竟然一反毛泽东的“反孔”，而变成重新的“尊孔读经”，事实将证明，这才真正是非常缺乏理智的严重历史观念的倒退。当然，同时我也看到，毛泽东的“反孔”其实是表面情绪的，而不是真正内在理性的；是为“我”所用的，而不是真正为“中华民族”未来前途考虑的观念革命的。正是因此，我前面曾有文章专论，毛泽东对孔儒的批判不过是应（“五四”历史精神之）景而皮毛的，完全缺乏真正哲学理性的深刻的反思，而毛泽东本人反倒最终失败在儒家非理性传统的陷坑之中，从而不知不觉地成了孔儒的“提偶”，并且按照孔儒的预设，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挂上了“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帝王”。这以其说是毛泽东个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悲剧，毋宁说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悲剧。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能够永远记取这种悲剧性的历史教训。
综上所述，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是“人人生而不平等”和“人人生而平等”观念的“分水岭”。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尤其十六世纪以来，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坚持“人人生而不平等”的东方文化长期以来，死气沉沉，恶性循环。
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分水岭”逐渐走向彻底瓦解的世纪。互联网是摧毁一切观念屏障的锐利的武器，也是全人类终于开始走向“人人生而平等”的伟大的“大同”世界的世纪。东方文化中的“人人生而不平等”的历史屏障将被彻底摧毁，首先得益的将是中国和印度，是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它们将在未来的世界最终引领全人类的文化。
为了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无论中国或印度，他们都必须首先下最大的决心，彻底根除他们各自历史传统之中的有害的“人人生而不平等”观念“折腾”的“尾巴”。在中国，这个“尾巴”是其历史之中坚持了两千多年的孔儒的血缘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的“折腾”；在印度，这个“尾巴”是其历史之中同样坚持了数千年的婆罗门的血缘的种姓等级的宗教习俗的“折腾”。比较而言，中国人克服“政治体制”折腾的困难或许还要小于印度人克服“宗教习俗”折腾的艰难，虽然都很不易，但却都是必须的。缺此一环，都将功亏一篑。
21世纪人类新文化的光荣究竟属于谁？是中国，还是印度？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

梁纯

又是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