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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制度文理分科的最大弊端

曲刚


今天打开电脑上网，猛发现新浪网“国内新闻热点”的排行里，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竟然是这两条新闻：第一条新闻：“正方：应取消文理分科，走出‘半人’时代”，这里所说的“半人”，指只懂理科知识或只懂文科知识的半个知识人。第二条新闻是：“反方：取消文理分科是多此一举”。

     仅从这两条新闻的排行位置看，不用说，今天的国内舆论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文理分科大辩论上来了。

     细想想也是，文理分科的事的确不是个小问题，往小了说，哪家孩子的成长道路上不面临着文理分科的大抉择，因此文理分科的问题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百姓民生的切实问题。往大了说，千家万户孩子的抉择问题不也就是整个中国未来的抉择问题吗，这么一说，文理分科问题又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大问题，还真轻视不得。难怪这么一个看似不严重的问题大家争论来争论去放不下，深想想确实有放不下的理由。

     对于文理分科这么一个死缠烂打说不清的问题，我其实一直想回避不参与讨论。但做为新浪网最新评选出来的“2008中国十大教育博客”的博主，我对此热烈讨论却不能假装视而不见，没法不交出一份自己的答卷，因此当今天发现文理分科问题再次成为眼前焦点时，觉得自己再也躲不过去了，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一下自己的看法，观点如下：

     我认为：文理分科是一个亟待治好的病，治不治这个病，根本不值得讨论。

     世界上的知识哪来的什么文科知识和理科知识？并且我要问，“文科”和“理科”这两个词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应该把这人找出来，让历史对他问罪。

     世界上一切被人们发现并积累下来的认识，不管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都可以被称为“知识”，并且这些知识不分文理。试问，当一个树上的苹果掉在正在树下睡觉的牛顿的鼻子上、并使他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定律”时，这个事件是文科事件还是理科事件？如果说它是“文科”事件，它却是人类近代“理科”的开始；如果说它是“理科”事件，它所导致的人类最后用这条定律把卫星和飞船发上了天空的历史却又必须要写进历史书里。这种事的文科和理科界限怎样划分？

     翻开数理化教材，里面的每一条定理、定律、甚至每一行字，都是当年伟大的科学家们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后发明或发现出来的，甚至是在经历了血与火抗争与较量后、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发明或发现的。“理科”里面的每一条定理定律的问世，都是人类冲破愚昧走向光明的重大历史进步，都是必须要写进历史书中的重大事件，这里面怎能分清“文”和“理”？

     人类的历史，既是一部科学进步的历史，也同时是一部基于科学进步的人文的历史。“文理分开”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对理科学生来说，就是将人类社会进步中所浓缩下来的一切不容易的伟大发现，都脱离当时历史故事地干巴巴地“摘”出来，并用几条定理和公式的形式干巴巴地列写在几本薄薄的数理化教材里，然后让学生们死记硬背后去做考题，使学生们对伟大科学家的探索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代表全人类敢问天下先的精神、以及大恨大爱等种种伟大的“人文精神”视而不见，甚至反感和厌恶伟大科学家们所留下的种种抽象符号和复杂公式，完全不领会它们的伟大意义，完全不知道这些古老符号和他们今天生活的密切关系。请问这样培养出来的干巴巴的理科学生能成为“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这种具有伟大人文精神、智慧和责任感的科学家吗？恐怕够呛吧，恐怕毕业后连爱岗敬业都难做到，恐怕一毕业（甚至没毕业时）脑子里就只想着赚钱和谈恋爱这两件事了。

     我问过好多学生，他们人人知道居里夫人发现了放射性元素，却几乎无人知道居里夫人因过多地进行了放射性试验而在全人类中最先因此得了“白血病”而死掉，请问这件事情是文科还是理科？当今天的人们看到载有核燃料的航天飞机上天时、或享受着卫星电视传给我们的清晰图像或手机信号时、或在医院里享用着X光透视给我们带来的不用开刀就可以检查身体的便捷时，会不会有人心存感激一下一百多年前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波兰女人为此白白付出了生命代价？如果有很多人都想到了感激，我想这个民族就有可能会出现伟大的、纯粹的、像居里夫人一样的、能被写进历史书中的科学家。而如果没人想到感激，甚至根本就没人知道有这回事，那么这个民族中带有牺牲意义的大科学家恐怕就难找了。

     爱因斯坦说得好：“第一流的科学家，对时代和历史的进步意义，其道德品质的方面影响，要远远大于他们的科研成就”。而我要补充上一句说：“世界上最光辉的人文精神教育素材，就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故事，把这些全人类的精神丰碑从教育中抹掉，绝对是教育的悲哀，绝对会使一个民族伟大精神的产生严重缺乏营养！。

     现在全社会都在抱怨，抱怨当今的中国学生素质差、眼高手低不敬业，而我看问题的责任不在无辜的学生们身上，而在教育制度上，在文理分科的缺陷上，理科学生们被剥夺了向前人们既学知识又学做人的权利,连续多年被眼花缭乱的干巴巴的数理化公式折磨着，不快乐着，怎会激发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一流智慧和精神？

     反过来看文科学生，我只想说一句话：剥夺了文科学生了解自然科学进步的详实内容的权利，让他们死记硬背干巴巴的历史事件表，这种抽了筋、放了血、只剩下一张张干皮的历史学习还有什么味道，至少我无法想象近五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去掉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影响后还能剩下什么可学的东西！

     如果硬要分出个文科和理科的话，那么它们的关系也像血和肉一样，虽然有区别，但生死相依，不分不离。

     文理分科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弊端不是一个清单可以列完的，这是一个病，是一个亟待医治的大病。

     诚然，文理分科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的原因，有其现实社会的原因，这个病怎么治有待全社会去尝试和努力,而且困难很大,因为文理分科多年后,我们现在恐怕除了公式表和历史时间表以外连一本真正合格的文理科教材都没有。但这不可成为“有病一直拖着不治”的借口，起码我们要努力去想着有病一日不治好，我们的社会就在承担着一日的血与肉分离的痛，我们的未来就会多承担一份发展与腾飞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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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龙居士

文理分科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弊端不是一个清单可以列完的，这是一个病，是一个亟待医治的大病。

     诚然，文理分科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的原因，有其现实社会的原因，这个病怎么治有待全社会去尝试和努力,而且困难很大,因为文理分科多年后,我们现在恐怕除了公式表和历史时间表以外连一本真正合格的文理科教材都没有。但这不可成为“有病一直拖着不治”的借口，起码我们要努力去想着有病一日不治好，我们的社会就在承担着一日的血与肉分离的痛，我们的未来就会多承担一份发展与腾飞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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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父教缺失是我们民族很大的隐患

孙云晓


“我至今还记得16年前的那个下午，语文老师用了整整一节课时间，给同学们念《夏令营中的较量》。老师声音很沉，一字一顿，就连班上最闹的学生都低下了头。当时我们还在念小学，但那一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一位“80后”这样对记者说。

    3月23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中，有很多让人振奋的发现：中美高中生比日韩高中生更自信、更能坚持个性；中国高中生对未来最有信心，更愿意积极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但在发布会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的作者孙云晓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如果在16年后的今天再来一场夏令营的较量，情况其实依旧没有改变。
    中国青年报：对中美日韩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您已经做了三年，您的总体感受是什么？
    孙云晓：中国进步很快，在很多指标上，中国的高中生都排在前列。中国学生非常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跟美国相似，比日韩好得多。
    中国青年报：但调查也发现中国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是最大的，为什么他们还能如此自信并坚持个性？
    孙云晓：这跟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有很大关系。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积极的信息也比较多。另外，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代际冲突有缓和的趋势，比方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调查发现，中学生愿意和父母交流的只有1％，现在已经在30％以上。中国父母的教育素质也在明显提高，全职妈妈多起来了，好多父母都是“教育狂”。
    不过，中国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是很大。日本的教育是鼓励孩子做普通人，中国的教育是让孩子做非凡的人。我们在200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54.7％的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读博士，83.6％的父母期望孩子考前15名。中国的传统一向是不甘心平凡，这有积极意义，但大部分孩子肯定是不能如愿的。所以，我觉得鼓励孩子有一个充实的人生就很好了。
    中国青年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高中生的首选倾诉对象中，中国父亲的排名是4个国家中最低的，甚至排在了“网友”之后。这是怎么回事？
    孙云晓：是的，中国的父教缺失是我们民族很大的一个隐患。我有一次打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搞儿童教育的。那个司机当时就看我一眼，说：“老爷们还搞什么儿童教育啊？教育是他妈的事，我就管挣钱！”
    事实上，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是有所侧重的。婴幼儿时期以母亲的教育为主，小学阶段父母的责任各半。而上了初中以后，母亲的影响力下降，父亲的影响力变大。高中阶段父教缺失，严重性就在这里。
    中国青年报：我们怎么找回缺失的父教？
    孙云晓：我觉得全社会都应当推广这样的理念：父教不可缺！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明确父亲的责任，像瑞典就有《父亲法》。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教育是妈妈的事，实际上是很不够的。如果是男孩的话，父教缺失的伤害会更大。
    其实也有很多好的例子。比如说国际奥委会驻中国首席代表李红，她父亲从她7岁开始带着她去跑步，一直跑到高中毕业，最后跑进了清华，又到哈佛留学。可以说，这个跑步成就了她。
    实际上我们对运动的理解是特别片面的。体育不仅仅是锻炼身体，它是讲规则、责任、团队合作、服从、荣誉的，体育给了儿童一个最有效的社会化模式。在带领孩子运动方面，父亲有特别大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您也是一个父亲，我们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和女儿沟通的呢？
    孙云晓：一定让她独立，教是为了不教。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会引导。具体的沟通方式很多。比方说我们大部分寒暑假都是在旅行，在她18岁以前就一起走了13个省。而且往往是跟几个家庭一起旅行，让孩子们一起玩。每次旅行她都特别愿意跟我聊天。我们会在长江三峡游轮上讨论历史人物，晚上在甲板上仰望星空，探讨人生和梦想。
    中国青年报：这次调查也提到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最长、压力最大。但在2006年你们做的一个调查中，又提到中国学生压力是四国中最小的。中国学生的压力到底是多大？
    孙云晓：那其实是另一个问题。日韩美学生的压力大，是因为他们要独立，要是学习不好，找不到工作，压力会很大。所以他们的压力是真正的压力，是独立生存的压力。而中国学生的压力只在于学习、在于应考，大学生就是找不到工作也压力不大，啃老嘛。
    中国青年报：对。您看中国父母虽然关心孩子，但他们关心的内容都是学习成绩，比例高过对孩子身体健康、生活习惯、交友情况的关注。这是不是有一点舍本逐末？
    孙云晓：中国父母有一句最经典的话——“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话几乎所有中国孩子都太熟悉了！我认为，这句话就是“教育荒废”的宣言。实际上从教育的本真来说，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学习知识，还有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等各方面的发展。我曾经提过一个观点：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朋友，比考试不及格还要严重。
    中国青年报：“教育荒废”的说法是日本文部省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那个时候日本被称作“考试地狱”。咱们现在比起日本当时如何？
    孙云晓：我认为还要严重。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不能搞应试教育，所以小升初考试取消了，但却催生了五花八门的考试，反而更复杂，学生的负担更重。
    中国青年报：您1993年发表的《夏令营中的较量》距今已有16年了。如果今天再来一场夏令营的较量，结果会怎么样？
    孙云晓：中日韩三国每年8月都会在内蒙举办这样的夏令营，情况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夏令营中的较量》的结论，到现在依然是这样——如新华社的报道和评论：日韩的孩子顽强，中国的孩子叫苦连天。
    我从来就不认为中国的孩子不如日本的孩子，中国孩子也是很优秀、很可爱的。但是中国教育危机四伏，导致中国孩子某些能力的缺失，比如吃苦耐劳、实践能力、团结合作，这会影响一代人的基本取向。像日本孩子现在修学旅行非常普及，有些中国孩子连门都不敢出。
    中国青年报：真的这样吗？我们原以为现在的中国孩子会有更好的表现。
    孙云晓：也许中国孩子还会更差。因为现在他们锻炼更少了，体育、野外生存的机会不多，这是我们的一大弱项。我在2000年参加过日本举行的一个夏令营，早上5点就出发爬山，一直爬到晚上7点回来，整整14个小时。不要说中国的中学生，就是成年人也受不了啊，我走下来简直跟死过一回一样。日本的孩子却如履平地！而且日本的国民都有共识：应该让孩子锻炼，出了事不能找学校。
    现在春天到了，对于中国的教育界却是一个尴尬的季节。因为校长、老师和家长都提心吊胆，不敢组织孩子去春游。要我说，没有春游，那对于孩子来说，就等于没有春天。但绝大多数中小学生都享受不到春游的快乐。因为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家长就会把学校告上法庭，学校既要赔钱，又要受上级处分，干脆就不组织了。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差距就在这里！

原题如下：


    中国高中生的倾诉对象中，“父亲”排在“网友”之后——
“中国的父教缺失是我们民族很大的隐患”     ——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
                                本报记者 韩妹 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