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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极为隆重的婚礼，孔祥熙、宋蔼龄欣喜万分，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也十分满意。蒋宋联姻，不能单纯地看成是一种“英雄爱美人”的罗曼蒂克式的行为，它实质是一种政治上的行为，它是蒋、宋、孔大家族政治上的结合。

霍塞在评论蒋宋联姻时说：“从此，强大的宋家买办朝代开始了。中国惟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惟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变成了郎舅。”‘擅权的银行家（孔祥熙）的妻子（宋蔼龄）找到积累不可计数的财富的机会。甚至年轻的子良和子安（均为宋子文胞弟）都会在政府中找到要职。在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军人身旁的风骚的蒋夫人，变成了第一号大女买办。”

蒋宋联姻后，蒋介石通过孔祥熙、宋子文对内加强了同江浙财阀的联系，对外则便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援助和外国投资。而孔宋家族则利用蒋介石执掌的党、政、军大权，官运亨通，巧取豪夺。

“一耳光风波”

蒋介石打了宋子文一耳光。蒋、孔、宋大家族内出现裂痕。

孔祥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达成了协议。

孔祥熙深受蒋介石的重用，积极为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提供财政保证。

一位外国记者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御用印鉴。”

随着1928年初蒋介石由上海回南京“主持大计”，并且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孔祥熙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1928年2月，孔祥熙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孔就职后，向中外人士表示：今后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中外合作为方术，开发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活。他用这种冠冕堂皇的语言来蒙骗民众。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任实业部长。

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的“四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是，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激烈之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也在11月分别在广州、上海召开了“四全大会”，反蒋派电促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

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在此“危难之际”，孔祥熙再次显示出了与蒋“患难与共”的“气概”。他除了多方活动，笼络人心外，还公开表示与蒋介石同进退，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孔祥熙将实业部的大印交给继任部长陈公博之后，发表了一通高论。他说：“我们平常不都标榜‘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吗？我觉得拿得起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弃天下为敝屣。这才合乎政治家的风度，不管什么人上台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他所说的“拿得起”、“放得下”，同蒋介石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同出一辙。这番话，实际上表明了孔祥熙决心追随蒋介石，企图东山再起的心迹。

但是，新上台的孙科及其班底，根本无力应付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1932年1月24日，孙科被迫宣告辞职。1月28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改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接着，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蒋介石独掌了军权。蒋介石在重新上台后，即决定孔祥熙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名为考察，实际是向欧美各国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

也正是这个时候，日军向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样，孔宋夫妇出访欧美的日程只有推迟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宋蔼龄正住在上海的塞伊街寓所里。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激昂情绪的影响下，宋蔼龄在一段时间里参加了救援工作。

一天深夜，上海的红十字会主席打电话给宋蔼龄，请她帮忙解决涌进城市里的大量伤兵的医治问题。她听完电话后，十分气愤，因为有人曾对她说医院的床位很充足，而现在大批伤员又得不到医治。当时，又没有时间采取通常的“运动”或义卖等方式来募捐资金，宋蔼龄便同她的三位朋友一起，拿出了8万美元，以救燃眉之急。这样，就建立了一座配有400张床位的培德医院。一周之内，这所医院就住满了伤兵。

同时，宋蔼龄又在一些人那里鼓动募集一笔巨款。不久，一所有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又在上海建立起来。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3月初，驻沪日军同时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撤退至昆山至福山一线。3月3日，国联行政院决议中日双方停止战斗。后来，中国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的战事刚刚停息，孔宋夫妇即于1932年3月13日启程赴欧美。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西方之行。这次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美国。


孔祥熙夫妇这次出访的实际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向“友邦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显然，孔氏夫妇访美，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孔祥熙虽然拜会了美国的胡佛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但是没有达成购买军火方面的协议。

正是这样，孔祥熙在访问欧洲时，特别重视意大利和德国。

宋蔼龄在孔祥熙之前先期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靠发动“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军事政变而就任意大利首相的墨索里尼，派几位高级官员乘一艘摆满鲜花的游艇去迎接她。看到这种蔚为壮观的皇家场面，宋蔼龄激动不已。后来，她对人说：“这太美了”，“不过为我铺陈这样大的场面，使我感到紧张。我在乘船赴意的旅途中，一直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是子文送我时给我买的。我看的多是些有关政治和许多数字的统计，这么多鲜花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很高兴。还有旅店中的房间，官府大厦！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这么多的红色和金色。”

不久，孔祥熙也由美国来到了意大利。

乘孔祥熙兴致勃勃之时，墨索里尼同孔谈起军火生意来。墨索里尼装出一副关心中国建设的样子，对孔说：“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可见成效。”

中国当时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民不聊生。靠买几架飞机，建设空军，是不可能“建国”的。何况，战争的胜负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单纯依靠空中力量是不可能致胜的。对此问题，不知是孔祥熙根本不懂，还是另有考虑，他居然对这番“空中致胜”、“空军建国”的言论，钦佩得五体投地，并专门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经过几次谈判，孔祥熙购买了一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墨索里尼将协议的具体事宜交给了他的皮肤黝黑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这实际上加强了蒋介石、孔祥熙同墨索里尼的联系。

离开了意大利，孔祥熙一行又来到德国。此时，正是希特勒忙于总统竞选不亦乐乎之时。经过多年的经营，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在各方面做好了接管德国政权的准备，它的触角像毒藤一样蔓延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希特勒用他滔滔不绝的叫嚣和民族复仇主义狂热情绪，到处宣扬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散布出的疯狂野心：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

在同希特勒的会见中，孔祥熙颇有兴致而又认真地听完希特勒“创建第三帝同”的计划，表示了对这位德国纳粹党元首的崇敬心情。他握着希特勒的手说：“希望日后能加强合作，共增友谊。”希特勒傲慢地点了点头。经过几次会谈，孔祥熙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后来，这些德国武器大多数被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孔祥熙回国后，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出访欧美寻求“援助”的情况，并且表示“谨允就个人在欧所见所闻，随时提供意见，供作参考”。蒋遂命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务委员。

孔祥熙不满足‘航空学校校务委员”之虚职，曾有当航空部部长的妄想。他曾对蒋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为部。”并且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蒋介石没有满足孔的这一奢望。

后来，孔祥熙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20余架运到，经航空署派人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里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有人主张退货。葛敬恩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请示。孔祥熙在德国会晤希特勒时合影蒋介石表面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

当然，孔祥熙是不会过问他购买的飞机质量如何这类事情了。孔氏夫妇既会聚敛金钱，也会在关键时刻“大智若愚”地打发金钱。为其政治目的，多花点钱，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周游一路，几次慷慨解囊，其目的在于建立蒋介石同西方列强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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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投资教育外，是个交际高手，善于利用之，更象政客，身为财政部长，一直大肆掠夺，为蒋效命，顺便也为自己捞些，大概印多，需财坏印，但命中无财，财来财去，更多来路不正。1929-1948食伤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