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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gang「一國兩制」處於最大轉折點　今後數年是關鍵時刻

撰寫：邓峰
2021-05-28 15:22:00
最後更新日期：2021-05-29 14:53

自從近年來北京因應香gang形勢，治港政策生變，提出並強化對港全面管治權以來，不論是人大釋法，導致6名違反宣誓要求的泛民和本土派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還是出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諸如香gang「一國兩制」已經變形、走樣乃至死亡的論調就不時冒出。自香gang六七暴動以來最大的社會動盪2019年修例風波爆發後，北京不懼爭議，大幅重構香gang管治秩序，從「港版國安法」制定實施，人大常委會做出香gang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港警拘控敏主派初選參與者，到北京瞄向香gang政制最核心內容，以鄧小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愛國者治港」為主導原則強勢改革香gang選舉制度，更是讓香gang「一國兩制」已死的論調流行一時。
面對北京治港一連串強勢動作，香gang泛民及其支持者普遍表示難以接受，他們感到失望、反感和無奈，認為選舉制度的修改是香gang失去「一國兩制」的最有力鐵證，控訴北京背棄香gang《基本法》規定的普選承諾。香gang敏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在接受「香gang01」採訪時流露出一種凜冬已至的悲涼感，他尖銳批評北京對港政策似乎再次走向「一左二窄」（一是思想和路線「左」，二是爭取、吸納的物件範圍「窄」）的舊路，非但不能孤立敵人，反而令整個敏主派團結起來，也令人感覺到似乎連「溫和敏主派」也不是出路。他說，「這是很不幸的，我想不到他們會做到這麼絕，這麼瘋狂」，「香gang人的信心、香gang的聲譽已毀於一旦」。
與香gang歷來有特殊聯結的台灣，本來就存在著排斥「一國兩制」的心理，近年來特別是隨著香gang修例風波的爆發以及北京推出一連串強勢治港動作，在藍綠政黨尤其是蔡英文政府的大力渲染下，台灣社會對於「一國兩制」的不信任情緒不斷加深。今次北京強勢修改香gang選舉制度，更是讓台灣不分藍綠的政治人物齊齊發聲批評。蔡英文指責北京「無疑是譭棄『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趙少康說「現在哪有兩制，香gang現在變成只剩下1.1制」，「香gang立法會已死，已被人大取代，再搞下去就是一國一制，沒有一國兩制了」。連具有大中華情結的台灣前總統馬英九，都直言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正式走入歷史，已宣告死亡，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在國際社會，雖然先是今年3月初有70個開發中國家發表聯合宣言，支持中國涉港立場，後又有越南、寮國等國政府發聲支持中國，但西方國家普遍強烈指責中國違反對香gang的敏主承諾。3月12日七國集團（G7）發表聯合聲明，批評北京「破壞香gang『一國兩制』原則下的高度自治」。美國國務院甚至在中美阿拉斯加會談前一天，宣佈制裁24名中國內地和香gang的官員。
面對此情此景，人們不能不追問，香gang「一國兩制」真的死了嗎？香gang未來的出路在哪裡？
斷言「一國兩制」已死言之過早
坦率說，斷言香gang「一國兩制」已死雖能塑造出一種在強權下抱團取暖的共情和悲壯，卻未免過於語不驚人死不休，主觀感受多於客觀效果，意識形態蓋過現實真相。認為香gang「一國兩制」已死的說法，無外乎三大理由：一是直言選舉制度修改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嚴重限縮，北京主張的「愛國者治港」扼殺自油敏主，敏主派處處遭受打壓；二是斷言選舉制度修改無異於撕毀《基本法》的普選承諾；三是認為「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嚴重侵蝕港人的自油。
這三大理由看似言之鑿鑿，卻不乏情緒化和意識形態化。其一，「港人治港」作為從屬於「一國兩制」的北京治港承諾，從來都不是指「完全自治」，而是指「高度自治」。什麼是「高度自治」？無論是回到鄧小平當年關於「一國兩制」的經典論述，還是香gang《基本法》的規定，「高度自治」自始至終都是高度框架性和充滿彈性的寬泛概念。
香gang《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gang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一規定既明確了香gang「高度自治」來自中國最高立法機關的授權，又限定了「高度自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若照此標準，不論是「港版國安法」還是選舉制度修改，雖會影響香gang管治秩序，但主要體現在為香gang政治劃定國家安全的邊界，改變公共職位的參選入閘條件和分配機制，強化北京對於香gang選舉制度的掌控力，並未否認和消除香gang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斷言香gang「高度自治」不復存在的觀點，既誇大和誤會了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的影響，更是將「高度自治」理解為可以不受一切影響的「完全自治」。政治不是海市蜃樓，不是憑空而生，不可能不受現實的影響，香gang又只是中國下轄地方特區，並非一個國家，勢必會在與北京的現實互動過程中形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涵。
最近被不少人質疑將扼殺香gang自油敏主空間的「愛國者治港」並非新鮮事物，而是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時所列明的「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標準，是「一國兩制」的內建要求。在今天這樣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下，這一底線要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第3款規定：「對合眾國作亂或反叛，或給予合眾國敵人幫助或鼓勵，都不得擔任國會參議員或眾議員、或總統和副總統選舉人，或擔任合眾國或任何州屬下的任何文職或軍職官員。」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兩黨候選人競相比著誰更愛國，唯恐落下不愛國的口實。所以說，只要承認香gang主權屬於中國這一基本現實，那麼「愛國者治港」便理所應當。
對「愛國者治港」唯一合理的質疑是判定愛國者的標準是否令人信服和可救濟，「愛國者治港」會否變為「愛黨者治港」。不論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說的香gang選舉制度修改「不是為了剔除任何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聲明的「『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還是當年鄧小平說的1997年後管理香gang的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其實都已說明「愛國者治港」並非要求治港者的政治光譜全部一樣，還是可以保持多元，不會淪為「愛黨者治港」。
換言之，至少今天北京承諾的是，一個人可以不愛中g，但只要尊重中g，不損害和顛覆中g，依然有希望成為治港者。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駱偉建在接受「香gang01」採訪時說過，傳統泛民只要滿足「愛國者」前提，毋須過度憂慮自己的政治理念會被針對、被打擊。當然，一些人或許會說中g的承諾不值得信任，中g說一套做一套，但問題是，「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中g的承諾是否值得信賴需要時間來檢驗，若輕下結論，會否有先入為主之嫌？
至於香gang泛民遭受打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實，泛民正處於誕生以來最嚴峻危機，面臨何去何從的困境。這裡固然有北京的因素——長期以來治港體系簡單地以意識形態劃線，厚建制派薄泛民，忽略香gang實際情況，將有著約六成民意並曾主張「敏主回歸論」的泛民推向對立陣營，實在非常不明智。但泛民的責任同樣難以推卸，倘若泛民能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以積極心態和北京務實溝通，沒有和西方政治力量聯手對抗北京，沒有深度捲入2019年修例風波，沒有被激進本土和分離主義力量裹脅，北京治港政策再怎麼變，都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嚴厲和強硬。
其二，認為北京背棄香gang普選承諾的說法有失武斷，北京修改香gang選舉制度很大程度帶有階段性特徵，並不意味著今後長期如此。不可否認，站在選舉敏主的角度來看，北京此舉並非進步，甚至有嚴重倒退的嫌疑。因為修改後的選舉制度確實明顯壓縮和稀釋了直選在選委會和立法會的影響力，過去被不少港人指責的小圈子選舉將成為今後選委會、特首、立法會的主要選舉方式。關於這點，連身兼港區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的港府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都坦承，「敏主程序將會回到回歸初期」，「明白香gang人短期內對選舉制度感到失望，日後未必再熱心於政治」。
然而這並不等於北京已經放棄對香gang的普選承諾。今次北京只是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仍然保留正文關於普選的規定，這就意味著，香gang普選還是有較大機會。而且《基本法》本來規定的就是根據香gang「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政改目標，從未說過普選會一步到位，此處關鍵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香gang人或許可以不滿意北京推進香gang敏主程序的速度，或許可以質疑北京缺乏胸懷和自信，但不能不承認，至少在今次選舉制度修改之前，其實北京一直是在根據自身理解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來推進香gang敏主發展，過去多年，特首選委會的代表性和立法會的直選比例都有大幅提升。2014年北京的「8·31」決定雖不符合許多港人的西方式選舉敏主想像，但至少合乎《基本法》規定，給出了普選方案，港人至少可以「袋住先」，然後再在與北京的積極溝通過程中逐步深化。畢竟，放眼世界，敏主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縱使是港人豔羨的西方敏主，同樣有過漫長的演進過程。何況香gang並非國家，本就不可能像一個國家那樣發展敏主。只不過可惜的是，北京給出的普選方案被港人親手否決了。念及過往，今天想必有不少港人會懊悔不已。
而今次北京之所以未沿著過往香gang政改成果繼續朝前擴大敏主程度，並非毫無理由。就像陳智思所說「過去幾年有少數立法會議員拖慢議會進度、打著針對及抹黑中央等旗號，令中央擔心香gang的敏主路是否在走正確方向，『一國兩制』能否繼續」，今次北京之所以不顧許多人的反對，頂著壓力和爭議修改香gang選舉制度，主要是因為北京已經將選舉制度修改上升為香gang「一國兩制」生死保衛戰的高度。
2019年香gang區議會選舉，歷來在地區工作不佔優勢的泛民和本土派靠著反對北京和港府的立場獲得歷史性大勝，深深刺激到北京。區議會選舉後本土抗爭派的激進聲浪明顯蓋過傳統溫和泛民，他們策劃組織了泛民立法會初選，提出要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35+」，進而通過癱瘓管治來逼迫北京和港府做出大幅讓步的設想，更令北京無法忍受。正因這樣，北京其實主要是從顛覆與反顛覆之爭、保衛香gang管治權的視角來看待香gang選舉制度修改。這也是為何在談到香gang選舉制度修改時，不論是韓正的表態，還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的說明、夏寶龍講話，都是態度堅決，散發一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憤慨之情。
誠然，香gang泛民、台灣社會、西方國家體認不到也無法認同北京的關切和憤慨，卻不能否認這一點。既然北京改革香gang選舉制度是為了確保其信任的愛國者治理香gang，而非否認敏主承諾，那其實意味著一旦能夠確保「愛國者治港」，北京便沒有理由延遲香gang敏主程序，而應會適時根據香gang「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推進普選。前段時間香gang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公開表示，他對香gang達至普選仍然感到樂觀。既然如此，斷言北京放棄普選承諾是否言之過早？
其三是認為「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香gang人的自油被嚴重侵蝕，故斷言香gang「一國兩制」已死。這不僅存在將自油意識形態化之嫌，而且忽略了「港版國安法」所劃定的自油邊界其實是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初衷的延伸。即使不論所有主權國家都會有國家安全立法，都會對民眾自油劃定國安邊界，單是認為「港版國安法」嚴重侵蝕自油的說法就有待商榷。不可否認，「港版國安法」確實收縮了一些港人曾經習以為常的有可能觸及國安問題的自油，但因為有效堵塞了國安漏洞，反而會讓為數眾多的港人免於被過往國安問題困擾和衝擊，這本身同樣是一種自油。
今天不少人認為香gang「一國兩制」已死的理由主要集中於敏主和自治空間的限縮，這其實帶著對「一國兩制」的誤解。「一國兩制」自創立以來旨在解決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gang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國」之下的和平共處問題，今天香gang資本主義制度依然得到強有力的保障，香gang的獨立關稅區地位、獨立貨幣管理、獨立經濟社會治理和司法獨立、終審權仍然存在。不少人將視野聚焦於敏主和自治空間，其實是對「一國兩制」的誤解和收窄，忽略了更為基礎和廣闊的關稅區、貨幣、經濟社會治理和司法面向。這樣說絕不是指敏主和自治空間不重要，而是說不能過於放大，人不能總活在以偏概全的想像中，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具體到敏主和自治空間，歷來又是寬泛的概念。今天香gang泛民、台灣社會和西方國家之所以那麼糾結於香gang的敏主和自治空間受限，除了意識形態的影響之外，還在於已經適應了「一國兩制」所呈現的懷柔面向，卻忽略了「一國兩制」內含的強硬麵向。當年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時就已經兩手抓，既有懷柔面向，充滿溫情、彈性，亦不乏應對危機時刻的強硬麵向。這也是為何2019年修例風波爆發後，鄧小平一些應對危機的強硬表述在中國內地和香gang廣泛流傳並被北京治港體系反復引述。當香gang和北京充滿互信，當香gang管治合乎北京定義的有利於「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那自然儘可能給予香gang更多敏主和自治空間。反之，如果香gang和北京嚴重缺乏互信，香gang管治危機頻發，嚴重威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那北京自然不得不展現強硬一面。
「一國兩制」尚未死去，而是進入2.0版本
直言香gang「一國兩制」已死言之過早，是以狹隘化、情緒化、意識形態化理解「一國兩制」，今天北京治港政策之變，儘管不被香gang泛民、台灣社會、西方國家所接受，卻內嵌於「一國兩制」，是在內外形勢下啟用、強化「一國兩制」所包含的強硬麵向，並非另起爐灶，推倒重來。
北京承諾的五十年不變是指「一國兩制」大原則和大框架不變，但並不是指五十年不管或具體內容五十年一成不變。世間任何具體的制度設計，都可能會因應內外形勢而發生改變。「一國兩制」作為北京和香gang之間最大共識，至今依然被北京定義為解決香gang問題的最好安排，但近年來香gang「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所爆發的管治危機，又令北京無法忍受，所以北京才會反復解釋「港版國安法」、選舉制度修改都是為了查缺補漏，確保香gang「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可見，在北京看來，不變的是「一國兩制」的大原則和大框架，變化的是一些具體內容。
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變化的大方向已經越來越清晰，即更加強調一些港人難以體認卻有其自洽邏輯的「一國」秩序和底線，大幅強化《基本法》雖未明言但符合「一國」現實的全面管治權，以堵塞國安漏洞，加快推進陸港融合。在此大方向下，今次香gang選舉制度修改不會是北京治港政策之變的終點，北京治港還會有後續行動，甚至不排除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關於這一點，中g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的涉港要求便是例證。2019年10月底，在修例風波愈來愈烈的情勢下，中g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一系列「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要求，其中就包括暗指「港版國安法」的「建立健全香gang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自此之後，北京治港陸續推出一連串大動作。但目前中g十九屆四中全會涉港要求尚未完全落實，考慮到中g一旦確定路線，不達目的不會輕易罷休的作風，今後數年北京治港肯定還會有新動作。
此番情景與香gang回歸初期相比，真是恍若隔世。那時，因為陸港之間尚處於蜜月期，北京治港體系對於作為新生事物的「一國兩制」缺乏經驗，誤以為放手讓香gang自行治理就能萬事大吉，低估了港英殖民時代對香gang深層次矛盾、社會結構和港人國族理念的塑造和影響。為了安撫對回歸懷有疑慮或觀望心理的港人，北京治港整體上不介入，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說，就是「井水不犯河水」。雖然2003年50萬港人上街反對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度促使北京區域性調整治港政策，開始有所介入，如推動陸港經濟合作、人員便利往來和香gang敏主化程序，但總體上北京介入仍然很少。
直到2014年佔中前夕，面對香gang激進主義、本土分離主義的浮現，北京正式提出全面管治權，預示治港政策開始發生方向性轉變。2019年修例風波的爆發更是深深刺痛北京，迫使北京下定決心更大幅度調整治港政策。不論是香gang中聯辦、港澳辦（簡稱兩辦）主官調整、香gang中聯辦大換班，兩辦以「行使監督權」之名頻繁發聲，還是「港版國安法」制定實施，人大常委會做出香gang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香gang選舉制度修改，無不說明曾經那個「井水不犯河水」的時代徹底成為過往，香gang「一國兩制」處於鄧小平創立以來最大轉折點，可謂2.0版本。
香gang今後數年是關鍵時刻
應該承認的是，香gang「一國兩制」2.0廣受爭議。香gang泛民及其支持者、台灣社會和西方國家的看法固然有失情緒化和意識形態化，但不信任的情緒是不爭的事實，北京不能不予以考慮。
鄧小平當年會見英國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時就說過，處理香gang問題「既考慮到香gang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香gang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這番話道出了香gang問題的特殊性以及在香gang實行「一國兩制」的根本原因。如今，香gang已經回歸24年，不必再特別考慮英國關切，但港人的關切，北京不能不考慮。鑑於香gang「一國兩制」事關解決台灣問題的示範效應，北京還應考慮治港政策對於台灣社會的心理衝擊。香gang是聞名世界的全球金融中心、中西利益交匯之處，長期以來扮演中西溝通和利益聯結的橋樑、中轉站，西方國家在香gang有巨大的利益存在，北京治港同樣不能不考慮西方國家的關切。
這意味著，北京治港體系要在自身關切和香gang社會、台灣社會、西方國家的關切互動過程中，尋找某種平衡點，不能一味用強，不能造成不必要的對立，要積極溝通，爭取外界的理解，還要以實際行動和努力來證明自己所做的一切最終確實讓香gang人生活和「一國兩制」變得越來越好，就像鄧小平當年說的「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gang的繁榮和發展」。
新加坡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曾說：「我認為，我們說一個政府受歡迎並不是說它要在治理期間的任何時刻都受歡迎……有時你必須徹底不受歡迎，但你在任期結束時，你應該給人民帶來福利，這樣人民才會認識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這句話用來形容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生變或者說「一國兩制」2.0非常恰當。對於香gang泛民及其支持者、台灣社會、西方國家而言，有的時候，許多事情不要著急下結論，可以保持審慎態度，在更長時空背景來看待事情。對於北京治港體系來說，近年來一連串大動作遭受質疑，並不完全受歡迎，甚至使香gang泛民及其支持者、台灣社會、西方國家的不信任情緒達到一個頂點，當務之急是要確保通過一番努力和積極作為後，用「一國兩制」2.0時代的最終治港成績來消除外界的不信任情緒。
那麼什麼樣的治港成績才能達到這一目的？首先在政治層面，北京治港體系要確保「愛國者治港」依然具有廣泛包容性，具體執行過程中的評判標準令人信服，不至於淪為「愛黨者治港」或愛國庸才治港，不會擠壓正常的反對聲音和不同意見，不會讓劣幣驅逐良幣，不會讓香gang政界充斥阿諛奉承之輩或政治投機分子。北京高層官員已經說過，「愛國者治港」只是最低標準，會致力於提升治理效能。這一點能否得到落實，關鍵在於今後香gang管治能不能在充分、多元的競爭和選拔中確保「良才善用，能者居之」，實現選賢與能。否則的話，若讓愛國庸才或政治投機分子佔據高位，既是對「愛國者治港」的扭曲，對港人智力和審美的侮辱，更是對香gang經濟社會發展的不負責任。坦率說，考慮到目前港府官員和建制陣營的能力素養參差不齊、泥沙俱下的現狀，治港團隊要做到選賢與能非常困難，亟待全面改革人才選拔體系。
同樣是在政治層面，北京治港體系應該正視香gang社會的普遍敏主訴求，宜疏不宜堵，建立一套符合香gang實際、有治理效能和認受性的敏主。今次北京改革香gang選舉制度不應是終點，「愛國者治港」亦只是最低標準，在時機合適時，北京還是應該及早兌現《基本法》承諾的雙普選。當然，過去一些年來，選舉敏主在海內外都接連遭遇困境，民粹甚囂塵上，政治娛樂化和庸俗化，資本裹脅選舉敏主，治理低效、無能，諸如此類的弊病，不一而足，選舉敏主確實到了重新審視的時候。北京治港體系在與香gang社會普遍關切的互動過程中，應該從全球視野來探索香gang特色敏主制度，盡最大可能使之既為多數港人能接受，又能規避現行選舉敏主之弊病。
其次在港人普遍珍惜的自油層面，北京治港體系應該用實際行動證明，目前所做的一切不過都是為了打擊港獨和分離主義，不會妨礙《基本法》所承諾給港人的自油權利。近年來香gang泛民、台灣社會、西方國家都在質疑港人自油正在一步步被侵蝕。治港團隊要用實際結果讓他們的質疑不攻自破，要讓世人親眼看到香gang依舊還是一座高度自油開放的城市。這就要求治港團隊在處理任何與自油相關的個案時，都要慎重，以理服人，不要落人口實，不要造成恐慌。
最後在長期困擾香gang的房屋問題、貧富懸殊、階層固化、經濟結構畸形等深層次問題上，北京和港府要有實質性作為。長期以來，深層次問題壓得多數港人難以喘息，讓他們活得艱難而壓抑。港英時期的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至今仍被港人懷念，一個關鍵原因是他任內大刀闊斧改善港人生活。港英殖民政府尚能如此，北京和港府若不能做得更好，何以服眾？況且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改變最終要通過具體施政成績來接受市民評判，其中最關鍵的評判依據便是北京和港府能不能讓香gang社會實現公平正義，讓港人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最近韓正已反復提及要解決以房屋問題為重點的香gang深層次問題，惟願這樣的表態能儘快落到實處。
當然，「一國兩制」2.0時代的香gang能否變得更好，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結果。除了北京和港府之外，建制派、商界、泛民等群體同樣責任重大。建制派要積極變革，提升能力素養，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監督港府施政，不能淪為橡皮圖章或應聲蟲，更不能成為阻撓變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商界亦要明白，資本扭曲下的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利益結構難以持久，要看到北京治港政策已經生變，要適時做出改變，幫助香gang社會實現公平正義。泛民要回歸政治現實主義，不能老是活在虛妄的想像中，要學會以小事大以智，理性看待自身處境和北京的角色、力量。因為今次選舉制度改革後，香gang政制會是北京主導和港府行政主導相疊加，故今後數年「一國兩制」2.0的成敗主要取決於掌握最大主動權的北京和港府能否以實際施政來贏得人心。
「一國兩制」作為人類歷史上一場新的政治實驗，曾讓北京和香gang雙贏。北京展現了和平誠意，收回了主權，讓香gang繼續以中西方聯絡中轉站的獨特地位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而港人得以保持原有生活方式和自油不變，享受比港英時期更加廣泛的敏主和自治空間。香gang九七回歸之前，外界一度流行九七大限的說法，擔心北京的承諾不可靠，移民潮興起，不少港人亦客走他鄉，但回歸初期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得到有效落實，九七大限的說法不攻自破。
如果後來中國內地、北京和香gang之間能夠良性互動，相向而行，香gang社會越來越認同國家，北京回饋香gang更大的政治空間，那無疑是最為理想的結果。遺憾的是，過去多年中國內地、北京和香gang之間的互動，時常不歡而散，互信和善意被不斷消磨，直至香gang管治深陷困境，危機頻發，北京被迫祭出重拳，給香gang下了一劑猛藥。中國古語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因應香gang「一國兩制」困境和管治危機，北京治港已經「窮則變」，香gang「一國兩制」進入2.0版本，今後能否「變則通，通則久」，全在於北京和港府的治港成效，未來數年是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