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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
每一次古典名著改编成当代文艺作品(文化商品),都会招来一阵大呼小叫的批评。要想没有批评的声音,除非不要改编,大家都各自坐在家里读线装古籍。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改编依然在进行,批评声也依然跟在改编的身后叫嚷。
批评声让改编者小心谨慎,不至于太肆无忌惮。改编者因此需要请专业人士介入,提醒文化生产商,不要让三国时期的人说清代的话,不要把唐代的服装穿到战国时期的人身上,等等。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文化生产商的制作成本。最后的结局是,无论文化生产商投入多少成本,批评者依然不满意,总是能找到各种毛病,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原来的经典。
让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原著好,为什么要去追着看改编后的影视剧呢?既然你喜欢看影视剧,为什么又老惦记着那些原著呢?改编者和、消费者、批评者的脑子全都乱了。“改编”不但要“改”,还要“编”,就不可能符合原著,甚至偏离原著、解构原著,都不是不可以的,只要有艺术创造性就行。
可是,所有的人都跟名著拧上了。文化生产商整天盯着名著,从中看到无限商机。所有的消费者都盯着名著,试图使自己的每一种耗费(包括时间和金钱)都物有所值。所有的批评者都一副“名著原教旨主义”的派头,对这改编出来的成品指手画脚。大家全都把赌注押在古老的名著上,故纸堆里的文化成了我们惟一的救命稻草——救文化市场,救消费市场,救批评者苍白的思想。因此,如此性命攸关的大事,当然不能含糊,还是认真一点为妙。于是,改编者乐此不疲,消费者翘首以盼,批评者摩拳擦掌。
问题正出在这里。今天的文化创作者和文化生产商已经毫无创造力,面对当代活生生的现实,他们哑口无言,思维迟缓,目光呆滞,只好不时地到历史那里寻找灵感,到老祖宗的破烂仓库翻箱倒柜,今天改编“三国”,明天戏说“红楼”,顺着老祖宗的思路,再加一点时髦的“佐料”,既来钱,又安全,说不定还能弄个大奖。消费者的思维逻辑与此类似,他们对跟“历史”相关的东西着迷,就像到旧货市场去买假古董一样,越古老越好,然后把假的当真的收藏,还不喜欢别人戳穿他。批评者也是这样,他们不是对一个新的文化产品的形式、质料、货色本身进行鉴定和鉴赏,而是纠缠于这件产品是否是“真的”,像古董贩子遇见一件赝品一样,要找出它与文物图鉴所标示的不同之处,然后得意洋洋地戳穿它,既伤害制作赝品者,也嘲弄收藏赝品者。
十几年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群躲在老祖宗仓库的尘埃中,争论不休的“当代古人”。不改变我们对当代生活的盲视,不改变我们对当代经验的迟钝的感觉,不提高我们将当代经验形式化的能力,我们将永远只能“满嘴喷灰”地说一些隔夜的废话。历史遗产固然是很珍贵的。但是,就精神文化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对当代说话,不能讲述真正的当代故事,而是对过往的经典产生“药物依赖症”,那么,再多的原著,再好的编剧,再高的收拾率,再昂贵的摄影器材,也救不了我们苍白的灵魂。(《羊城晚报》7月18日时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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