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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内幕
2008-04-04 13:21:10 来源: 湘潮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
不执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北进命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难以避免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３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0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高兴地向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10月3日，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气氛有些紧张。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他主持。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
周恩来已经知道会议要干什么，有些沉默。人到齐了，他宣布开会。
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周恩来说得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着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霍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
接着，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
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
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相信，他们会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的，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
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
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后方委员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
顾作霖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
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被撤职后，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看看“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但是，毛泽东所作所为依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不容。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苦，说到伤心处，痛哭失声。静静在一边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时，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也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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