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期刊預測總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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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凌


      1 书荒：500多人共用2个借书证
　　74岁的夏玟还没彻底从两年前的脑部大手术中恢复过来，走路需要扶着墙。在北京郊外一套安静的房子里，她妙语连珠，连说带笑地讲述当年往事。从《巨人传》到《巴尔扎克全集》，她做了一辈子法语文学的出版工作。“现在连我家里的阿姨（保姆），我都介绍她读了《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她很有兴趣。”
　　1975年，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青年教师夏玟离开北大，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我坚决要求走的，当时四人帮控制了北大，我实在受不了。我是搞法语的，到了出版社以后做的第一本书是《国际歌》作者鲍狄埃的。我想来想去，只有鲍狄埃没人能反对”。
　　“文革”当中几乎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打上了“封资修”的标签，唯一的译著是马恩列斯著作。夏玟到外文印刷厂去蹲点组稿，刚出了两本鲍狄埃的书，这时传来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北大的导师劝她回去。
　　“我当时都考虑回北大了，但我碰到一个好人，蒋路。他跟我说，现在中国的书荒这么严重，哪个大学都代替不了出版社，只有出版社能解决书荒问题。我被他说服了，最后留了下来，规划法语文学名著的出版。我们是真心诚意地要解决书荒问题。”
　　那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出版业面临复苏，同时面对一个巨大荒凉的中国：几亿人无书可读，很多人见书就买。“文革”中人们能够见到的文字除了毛选，就是社论。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像一张白纸，急需知识。
　　“‘文化大革命’十年，除了八个样板戏和《金光大道》，整个出版界西方文艺作品根本不让出。那时精神上的匮乏、饥饿是非常强烈的。”《情爱论》的译者赵永穆回忆，1979年《读书》杂志发表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引起了知识界很大的反响。文章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甚至有人到中央去告状，当时《读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沈昌文还为此做过检讨。
　　那时北京梅花胡同有个内部书店，里面有内部发行、作为“供批判使用的反面教材”的西方图书，不过要13级以上干部才能买。“文革”时出版社停的停，转的转，编辑下放劳动。除了少数出版社外，大都处于瘫痪状态。到图书馆借书也如过天堑，赵永穆“文革”时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经常需要找资料借书。“借书太难了。那时都是集体借书证，个人借书证只有极少数高级干部有。当时中央广播电台一个国际台有20多个语种，500来人，北京图书馆就给我们两本借书证，放在总编室。谁要借书，要到总编室去申请。每个证限借五本，回来马上把证还到总编室。”
　　
       2  “填空”：每本书都是几万几十万地印
　　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大方针确定。出版社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出书，其中首推西方经典。当时全国有资格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只有两个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冯雪峰和巴人打下的基础，从全国调集了很多精英，在出版外国名著方面一家独大。
　　“其实‘文革’前是有不少译著的。”夏玟说，5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院外文所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翻译出版了不少作品。但“文革”前夕这些工作就中止了，夏玟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旧版新出，尽快填补社会书荒。而且50年代留下的译本大都是著名翻译家译笔，翻译质量很高，直接沿用他们的旧版重出是一种最快捷的弥补空白的方式。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法国文艺译作包括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等。1979和1980年又相继推出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傅雷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李健吾译的《包法利夫人》，鲍文蔚译的《巨人传》，以及伏尔泰小说选、卢梭的《忏悔录》等等一大批现成的旧译之作。这些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是被“贴上封条”的，它们的出现无异于沙漠里的雨水，夏玟回忆：“完全是供不应求，我们那时根本不需要考虑市场。每本书都是几万几十万册地印，一出去都是一抢而光。”
　　夏玟和同事刚出完旧书，立刻要做的就是制定系统的新的出版计划，像填空一样。夏玟给了记者当年的一个长长的出版书目，从拉伯雷、蒙田、莫里哀、拉辛到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萨特等，就是一部完整的法国文学史。因为禁锢太久，这么多的内容，在短短几年内要全部翻译介绍过来，对夏玟等人那是一段非常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国的出版人进入一个空前热情的工作高峰阶段。
　　另一边，在“文革”期间一度瘫痪的商务印书馆1979年恢复建制，重新挂牌。编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同样是“书荒”问题。“书太缺了，一片空白。我们先拿旧书重印，再规划新书的出版。那时只有商务印书馆能够做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商务印书馆原哲学编辑室主任武维琴回忆，刚刚恢复的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的主持下，开始全力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从50年代起就一直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而“文革”打断了这个过程。武维琴记得1980年前后编辑部开始分批做规划，每一批著作都要向学术界广泛征求意见后才做。“我们选择的都是世界上有公论的经典著作。开始还是比较谨慎的，现当代的东西不敢马上做，出19世纪的、古典的著作就比较放心。弗洛伊德的开始不敢出，因为他写到性。后来出弗洛伊德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开了个新闻发布会，表示终于开禁了！”
　　198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五十种。

　　3破禁：《情爱论》卖了120万册，文科大学生人手一册
　　三联书店是另一个涉足翻译西方学术书的出版社。1980年他们出版了介绍西方学术和艺术流派的书：《法兰克福学派评述》和《印象派的再认识》。“当时印象派在西方都已经结束100多年了，我们才开始认识它”，止庵说，当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这些学说、流派都是全新的，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
　　赵永穆感叹说：“那时候出版社最好过。只要找一本书，编辑觉得可以出，一印三万五万册，甚至上十万册都有，而且出来不愁卖。因为那时候需要的知识太多了，很多人见书就买，求知欲望非常强。”
　　“80年代初是中国人扫盲与填空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启蒙时代’，既有知识上的启蒙，也有思想上的启蒙。”止庵说，这时的中国人面临的是从不知道到知道，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启蒙”。就像一个人长时间没饭吃，突然有饭吃了一样，那时全社会对读书的狂热前所未有。
　　“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是一个个禁区逐步破除的过程。1984年，超级畅销书《情爱论》诞生了。这位叫做基·瓦西利夫的保加利亚作者名不见经传，却在刚开国门的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阅读热潮。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情爱”二字上。
　　今天被人称为“沈公”的沈昌文当时是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筹备小组的成员（三联书店1951年与人民出版社合并，1986年正式恢复独立建制）。在上海做小伙计的时候他曾经自学俄语，六十年代还被借调去编译“灰皮书”和“黄皮书”。沈昌文甚至记不起自己在哪里发现了这本俄文版的《论爱情》，颇感兴趣。随后他找到自己的同学，中央编译局的陈行慧帮忙翻译。陈行慧邀请两位同事一起翻译，赵永穆是其中一个。“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本书很值得注意。”
　　从50年代开始，“爱情”就是一个禁忌的词汇。用止庵的话说，“八个样板戏里的角色全是单身，有阿庆嫂没有阿庆。爱情不能写，不能说。”50年代高校还明文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准谈恋爱，谈恋爱一旦被发现就要开除。
　　但《情爱论》的意义不止于此，作者瓦西利夫不仅正面肯定爱情，而且肯定了“肉欲”的合理性。他在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性生活是一个正常人的生理需要”，“企图压制性的欲求、无视它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柏拉图式的爱情通常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它的鼓吹者不仅诅咒两性关系，而且诅咒妇女。”
　　这些观点在“谈性色变”的时代不啻为石破天惊。有意思的是作者完全是从马恩、列宁的理论出发来肯定肉欲：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有肉体就一定有肉欲，它是一切感情的基础。沈昌文笑说：“你很难反对他，因为反对他就是反对马恩”。
　　翻译《情爱论》时正是1983年，中国还在搞“清理精神污染”。赵永穆说他们也担心过是否有风险，“后来觉得问题不大，这书完全是从学术观点，从心理学、生理学的角度去分析爱情到底是什么。即使扣帽子也扣不了太大，最多说我们有点资产阶级思想。”
　　沈昌文对情爱话题的兴趣由来已久。1960年他曾翻译过一本书，叫《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作者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女革命家蔡特金。这本书中提到曾在联共党内讨论的“杯水主义”。
　　“杯水主义”由女性革命活动家柯伦泰提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她位至外交部长。柯伦泰提出一个观点，布尔什维克连沙皇都可以推翻，没有突破不了的困难，男女情爱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上一次床就等于喝一杯水”般无所谓，所以叫“杯水主义”。
　　“我发现，在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女性的两性理论往往都极为激进。因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大量女性革命者往往由于婚姻压迫才投身革命。”沈昌文说，三联书店历史上也出版过很多女性解放的书。从40年代起，民主革命的斗士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包括“杯水主义”。“所以我对革命内部的性爱观点产生兴趣，尤其想去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女性的心态是怎样的。三联的传统加之革命的传统，使这本书应运而生。”
　　1984年10月，沈昌文主持下，经过删节的《情爱论》出版。“出版的时候我怕犯错误，所以把很多具体的描写都删掉了，无非是动手动脚，床上功夫。”《情爱论》一推出就产生了炸弹式的效应。赵永穆回忆，有人到上海出差回来讲，复旦大学文科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在上海新华书店，《情爱论》上午到，下午就没了。很多学生到书店不是只给自己买一本，而是帮着同学十本二十本地买。
　　《情爱论》最后创造了120万册的销售纪录，把沈昌文“吓坏了”，同时也使三联的经济情况大为改善。“很多人在回忆中都提到这本书是他们关于爱情的启蒙书籍，因为曾经肉欲就等于犯罪，但这是必需的，必须放到桌面上来谈，所以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在这之前，爱情不能牵扯到性，好像凡是革命的斗士都是禁欲主义者，没有性的要求。这是压抑人性而且荒唐的。”
　　90年代，在赵永穆的建议下，三联出版了《情爱论》的完整版。1987年，沈昌文又出版了潘光旦译注的霭理士《性心理学》，这时环境已经大为宽松。“这本书之后基本就没什么禁忌，海蒂的《性学报告》之类都很快出版了。以至于后来我们发现在性爱论点的探讨上已经无法再超越了。”

　　4新知：《第三次浪潮》将中国人的视野刷新了30年
　　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荒芜，止庵回忆改革开放之初时说：“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人几乎完全处于白痴傻瓜的状态，对世界一无所知”。无论是现代思想还是最基础的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都极端缺乏。
　　赵永穆记得，中国人刚打开国门时什么都不知道，电脑刚刚进入的时候人们以为把电脑买回来就行了。后来发现只有电脑没有软件没法用。“当时有个很形象的比喻：电脑的硬件和软件是两回事，就像一架钢琴和乐谱。光有一个钢琴不等于你就能用了。”1983年《第三次浪潮》的引进直接将国人的思维和视野刷新了30年，引发一时轰动。
　　“《第三次浪潮》是韩素音女士推荐的。当时跟我们关系挺好，是冯亦代先生介绍的。”沈昌文回忆，一次韩素音回国一起吃饭，席间谈起有这本书。当时《第三次浪潮》在美国出版不久，正掀起一个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热潮。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出身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这本书中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农业和工业之后，第三阶段将是信息化社会，并在20多年前就准确预见到跨国企业、SOHO一族、核心家庭的瓦解等等现代生活的内容。在当时他的观点对中国人无异于“天方夜谭”，充满了最新鲜的关于未来的信息。
　　随后韩素音给沈昌文寄来了这本畅销书，“我们先在《读书》杂志上翻译登载了部分章节。当时中国没有加入版权公约，直接拿来就翻译出版了。托夫勒提的问题非常新，我们又是最早得到消息。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第三次浪潮》席卷中国，成为当时年轻人的必读书目。很多人受到极大震撼，因此走上信息技术的道路。实华开总裁曾强曾感慨说：“很多当今中国网络界的领头人，当年都是受到了托夫勒的书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托夫勒是一位背后的中国网络发展之父。”
　　1986年1月，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沈昌文作为总经理，开始琢磨西方经典的引进。那时候著作主要是前总经理范用在搞，他出了巴金的《随想录》、《傅雷家书》、杨绛的《洗澡》等书。沈昌文则主要搞翻译作品。“当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认为西方现代社会行进过程中的经典也很重要”。
　　“我去跟前辈讨教，李慎之提出一个观念我很佩服。他说中国现在要走现代化，有一些普遍的规律。西方碰到过的问题，我们必然也要碰到。他真有远见。他说，你要去研究西方碰到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因此要研究外国的老书。主要指的是二次大战前的那些书。”沈昌文就在这种观念下找书，而范用则给了他另一重启发。范用告诉他，解放前巴金等人在上海做了不少事，像平明出版社、文化生活供应社等等，出了一系列西方经典。后来热销15万册的房龙的《宽容》就是沈昌文在平明出版社的书目里发现的，是叶灵凤在1940年代出版的书。
　　除此之外，沈昌文发现香港有个今日世界出版社，是美国资金支持的，出了不少宣传美国文化的书。“我想办法找到这些书一看，真是宝贝啊。我才知道张爱玲翻译了《爱默生文选》。我就出了一套美国文化丛书，美国人不但不要版权费，翻译费也不要我付，还非要贴我钱。这样我们才有了《美国读本》，知道了《独立宣言》、《林肯演讲录》。”
　　“我们用这种办法去了解西方，特别是西方过去走过的道路。我觉得是很有效的。当然要注意最新的，像《第三次浪潮》。但最主要的是要取得治理社会和国家的经验，那就是这些老书。而且这些书通俗易懂，因为西方已经培养出这样一些作家：房龙、茨威格。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当时在中国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他告诉我们，异端也是有权利的。所以我们三联当时是一股风气，找外国老书。又不用付版税，做出来影响还很大。《情爱论》120万，《宽容》当时发行15万，到现在有十几个译本。我老希望中国能出现房龙这样的人，于丹算不算呢？”
　　在这样的观念下，1986年尼采《悲剧的诞生》出版，1987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出版，这都已是后话。但在当时再次引发思想热潮，使中国人的思想和视野一遍遍刷新。“《存在与虚无》这样的书，我是看不懂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懂，但是第一版就印了一万五千本，不得了。”

大伟

看书学习,增加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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