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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掂量知识分子价值？（陈明远答记者问）浮躁、吹牛，现代知识分子的弊病    记者：您的两本书跨越了整个20世纪，《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是从19世纪末到1949年，《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这两部书对知识分子的构成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
　　陈明远：这个话题以前没有人做过,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至今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模糊概念。以前叫“知识阶级"，最早见于“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的文章。而“知识分子"的说法则是1925年由胡适、瞿秋白等人提出的，不过鲁迅一生都没有用过“知识分子"的称谓。
　　学术界对于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界定——一种是来自于欧洲的观点，是“社会的良心"、“民众的喉舌"、坚持真理的人。另一种是从前苏联来的，即“社会上老百姓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本书讨论的对象是后者，也就是目前社会上所谓的知识阶层。
　　记者：现代知识分子的定性恐怕很难了。
　　陈明远：知识分子是一个群概念，如果细说的话就很复杂了，究竟多高学历、有多少知识算是知识分子？歌星、球星、影视明星是不是知识分子?恐怕很难说清楚。所以,就会产生“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知识"等等判词了。
　　我国的知识分子，按照不同职业的社会分工，大致可以归为三个层次——一种是科技知识分子;第二种是教育界“知识教育传播者"，他们是智力和人才的开发者;第三类是从事出版、写作、影视艺术等行业的专业人员。这是一个大致分类。
　　记者：您对现在社会上知识分子的评价好像差别很大。
　　陈明远：现在，科技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很少说话,像袁隆平、王选等人，王选曾经是我的同事。科技知识分子比较讲逻辑，而人文知识分子，我实话实说，从港台那里学来“吹大牛”，令人反感的就是李敖（可惜了！吹牛自毁），还有一个说谎成性的余某人。王选炒作过吗？没有。如果有良心的话就不要炒作、吹牛、包装，这一点应该向科技知识分子学习。
　　科技知识分子一般不造假，因为他们造假迟早会被揭穿，就像韩国的黄禹锡。但是,人文知识分子如果要造假就很难判断了。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个学者，也不小了，居然说曾经看到过朱熹写故宫的书，出现这样的硬伤，可见某些人文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态度。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学术一直比较空泛，从儒家、道家，再到后来的禅宗更是莫名其妙。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很武断，举些例子就敢做判断、下结论。现在的人都不愿下苦功夫,知识分子做学问一定要塌实。
在金钱面前要保持良知    记者：知识分子与钱的关系其实很难说得清楚，离远了说“清高”，离近了说“庸俗”。
　　陈明远：知识分子其实一开始就跟钱分不开，我专门研究过鲁迅的经济生活，研究他挣多少钱、从哪里挣来的。过去没有稿酬，写稿子都是义务的，后来才有稿费；在学校，民国以后教师才有了固定的标准工资；表演行业的人，最初也是清高得很、不要钱的，后来才有编剧的稿酬、演员的报酬。从这三方面分析，知识分子都与钱发生着密切关系。
　　比较好的时期是上世纪30年代，其次是1952年到1957年，知识分子待遇也比较好。以后就不用说了，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是“脑体倒挂”。当时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事实。真正好起来是1999年以后，教学科研机构开始实行岗位津贴，在基本工资以外有了其他收入。再有,稿酬也提高了，过去出书也不好意思跟出版社算钱，现在就一定要讲，但也不至于像歌星、影星那样给自己定身价，知识分子还没有那么贱。
　　记者：大家对钱的态度也不一样了。
　　陈明远：以前要求知识分子有觉悟，结果好学生都跑到国外去了。要爱“才"，就一定要有“财"来留住。
　　记者：现在有一些明星学者、走穴教授，表面看很风光，但是大家内心已经不再尊重他们了。
　　陈明远：在金钱面前，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一种独立性。办学、出书、搞演出都需要钱，但是不能把自己出卖给钱。肯定会有人拿钱收买学者，但是你应该不要被收买。面对那些虚伪的东西，不要替其说话——大家都知道贪污是不好的、房地产炒作是不好的，可偏偏就有人说贪污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房地产泡沫是正常的，明摆着是拿了人家的钱替人家说话。
　　有一点一定要强调，那就是鲁迅曾经说过的话：“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知识分子应该固守自己的底线，不要自己降低自己的人格。
记者：知识分子的底线是什么？
　　陈明远：就是要保证自己人格的自由、不能出卖自己的人格。人最可贵的是什么?是心情舒畅。怎么能舒畅？首先就要自由。自由不是唱高调，而是我能够做我愿意做的事、做这个工作是我的快乐。像邓稼先、王选可以几天几夜地工作，因为他们从工作中得到了快乐。
　　记者：您对知识分子的人格评价是否有些厚古薄今吧。
　　陈明远：也不是，现在也有很多很好的知识分子，有的学者还是不错的。但现在不会再有完全无私奉献的邓稼先、陈景润了，历史已经进入新时期，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
　　记者：是否可以说社会环境会对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易中天、阎崇年等原本是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是中央电视台、是现代媒介把他们捧为了“大众化的学术明星”。
　　陈明远：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需要有人通俗地把严肃的学术思想告诉给大众。达尔文的书就一点也不通俗，后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才把达尔文的思想推广开。还有爱因斯坦，他的论文我可以翻译，但是一般人看不懂。需要有一批搞普及的人，所以我不反对在电视上宣讲这些，反而应该鼓励，但是要恰如其分。

知识分子要自爱，要自我约束、要知廉耻
　　记者：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值比较高。
　　陈明远：是的。所以知识分子要爱干净，也不是提什么过分的目标，不是要你贫贱不能移、不是要你牺牲在刑场上，对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这么要求，不能要求人人都对真理奋不顾身，应该实事求是。知识分子要自我约束、要知道廉耻、要有良心。
　　记者：能否总结一下，您认为知识分子对金钱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
　　陈明远：现代知识分子对钱的态度，不是特别追求钱，但应得到相应的劳动所得和回报,你生活觉得安宁就够了。对金钱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
　　“金钱是用来搞事业的，而不是用来摆阔气的。金钱是培育文明之花的粪土。应该拿钱买高兴、买自在、买天下都乐，而不要拿钱买烦恼、买来天怒人怨。"

现在挣得多还是过去挣得多？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调查，其中一个题目是——与上世纪30年代相比，现在文化人的实际经济收入发生了什么变化？结果有44％的人认为比过去低了，还有40％的人认为比过去高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陈明远：应该说这两种看法都是对的。上世纪30年代，是大家公认的中国知识分子收入最高的年代。50年代想恢复，但没做到,到1999年后才逐渐实现。
    上世纪30年代的收入是什么水平呢？大学毕业生月薪是50银圆至80银圆，相当于现在的2500元至4000元;好的教授是600银圆至800银圆，相当于月薪3至4万元;一般的教师月薪为200银圆，相当于现在的1万元。之所以有人认为比过去高、有人认为比过去低，是因为现代人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确实很多人比那时挣得多，但也有很多人达不到过去的标准。
　　记者：可是应该有一个平均的工资水平吧？从整体上看，现在知识分子的工资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陈明远：从整体上看，现在知识分子的工资是比半个世纪前大为提高了。但是应该说还没有普遍达到国际水平，也还没有普遍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但正在恢复到那个方向。现在知识分子本身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状况，不是国家保证的标准有区别，而是额外的收入有了差距。
　　记者：那么，知识分子额外的赚钱方式和渠道是否应该限制？
　　陈明远：首先还是应该保证他们的应有权利，然后再限制。
　　记者：国家或者政府应该给知识分子什么样的保障，您有什么建议吗？
　　陈明远：我们现在的制度还不健全，应该确定大学毕业生的基本工资，有两个可资比较的尺度——（1）横向尺度：国际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纵向尺度：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大学毕业生的基本收入应有保证，但现在只是部分保障，还没有普遍达到。即使在初级阶段，也应该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才能达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

大伟

:victory: :D

梁纯

知識分子也講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