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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就是做正确的事”是个伪命题
张治国
[内容提要]
在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80%的战略决策在出发时是可正可负的，也就是说其本身无所谓正误、无所谓是非；任何一个战略决策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战略本身，而取决于在实施中作出的一个个、一次次实时反应的总和。“战略”是对或然性中某一自我期望的可能性的选择，并把这一可能性通过一系列实践推导为现实的过程。
有人说：“战略就是‘做正确的事’，实施就是‘正确地做事’”。
这个观点对不对？
我认为，“战略就是做正确的事”是个伪命题，中看不中用，中听不中使！
何以见得？因为它面临着两个难以绕开的问题：
第一，标准问题。
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战略是指向未来的。尚未实践，何来“正确的事”与“错误的事”之判定？
也许有人会抗辩说：是根据过去之实践来推知未来之正确。可是，“老实践”真的能推知“新真理”吗？未必。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并不能推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封建社会的数千年皇帝轮回，也不能推知资本主义的总统制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制。轰轰烈烈的牛顿力学，也不能推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耕马种也没有推知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也没有推知信息革命。
实际上，一切都在未定中。今日之大企业大品牌固然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只冒不死之险（这点不同于小企业，成本低，可以冒“不成功，便成仁”之险）；但一个战略决策，如果等到100%正确了才敲定，那也就没有你的机会了。有可能只要有50%的胜算，或者只要有30%的把握，甚至只要有10%的苗头，你就得“提前上路”了。
第二，或然性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的“速率”越来越快，万事万物排列组合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同始异终、异始同终的“或然性”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同样一个“始点”，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中间环节后，可以有万万千千个不同的“终点”；不同的“始点”，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中间环节后，可以有共同的“终点”。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是“同始异终”，如同样的古猿，一支发展成了猩猩，一支发展成了人类；二是“异始同终”，如生产一只羊，古代只能交配，近代可以授精，现代可以试管，当代可以克隆，未来也许能够合成。所有事物都是这样！这（速率越来越快，可能性越来越多，或然性越来越大，同始异终，异始同终）意味着我们所处的世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在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80%的战略决策在出发时是可正可负的，也就是说其本身无所谓正误、无所谓是非；任何一个战略决策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战略本身，而取决于在实施中作出的一个个、一次次实时反应的总和，取决于这一系列实时反应在多大程度上合时、合势、合理、合人——也就是说，多半是“实时反应的总和”决定了成败，而非“战略自身”决定了成败。所谓“正确的战略”，只能是一种事后评价，而不能是事前评价。
有此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断言“战略就是‘做正确的事’”是个伪命题。
那么，战略是什么？
“战略”是对或然性中某一自我期望的可能性的选择，并把这一可能性通过一系列实践推导为现实的过程。
附：关于“战略就是做正确的事”起源的探讨
“战略就是做正确的事”，这句话显然起源于彼得·德鲁克的“效能——效率”论。数十年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我们首先应着眼于效能，然后再设法提高效率。”——据此得出“战略就是做正确的事”，不知是大师之误，还是误读大师。
麦肯锡资深咨询顾问奥姆威尔·格林绍就曾说：“我们不一定知道正确的道路是什么，但却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走”的实践，你才能分清“正确”与“错误”。
德鲁克自己也承认“二十一世纪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在变化的世界中，“战略”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战略自身”，而取决于“战略的实施路径”。
还值得指出的是，德鲁克30年前提出他的论断的时候，世界的不确定性程度还没有今天这么高。这从一个调查问卷中也能看出端倪：哥伦比亚大学对20个国家的1500位高级经理人员（CEO为870人）的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对“战略家的素质”，不同年代会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对“行为保守”这一分项素质，1989年时有32%的人认为是必要的，到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比20年前已远为增高。
（2009年2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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