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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带给中国经济的一大反思就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也领会了勤劳致富、科技治国的深刻含义。但是，由于我们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中，无论是个人的收入能力还是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定位方式都无法通过现有内需能量来支撑我们企业日益膨胀的产能，所以，中国的财富先天就带来汇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缺陷，只不过政府以稳定的汇率和结售汇制度的方式承担了大部分的汇率风险，今天在美联储启动印钞机购买美国国债的时候，我们更加意识到挽救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市成本也在让中国这个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债权国在承担。于是，如何管理好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就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今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揽子政策的申请已获国务院同意”这则消息的公布，向海内外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以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宏伟目标和挑战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胆略将努力把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打造成为能和现在制造大国相媲美的金融强国。
今天，在周边市场外需瘫痪的倒逼机制中，我们意识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学生的创业、中小企业家的商业开拓无法在一个缺乏规避风险和分散风险的环境中完成。美国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中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专利和经济运行的标准，完全仰仗于它金融创新及其由此推动的技术创新的能力。只不过“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的金融创新能力偏离了实体经济支撑的巨大缺陷，而我们无法否认美国实体经济面的核心竞争力今天依然是它对冲风险的杀手锏。所以，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中国财富的积累已经让我们具备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条件，但关键是我们的金融创新能力无法胜任这样的社会使命，这也是今天需要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此来推动创造中国品牌和中国标准的新型企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的真正用意所在。同时中心的建设也能培养出一大批能够管理金融风险、开拓多元化金融市场、驾驭各种国际金融业务的高端金融服务人才，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更具有国际竞争力、高附加价值性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性。
上海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扇具有代表性的窗户，从里面既能看到中国经济利用世界的舞台发展壮大的成果，也能看到今天她直面受到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从已有的产业模式中去挖掘利润降低成本的那种被动应对危机的方法，效果会变得越来越有限。为了增强中国大众抗击风险战胜危机的信心，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寻找新的增长点，先声夺人，开出中国经济自身所拥有的一片新的发展天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就是一个水到渠成、转危为安的切入点。事实上，截止到2008年12月底，上海已经有外资法人银行17家、法人银行分行和保留分行31家，单一分行33家，支行64家。而且，2008年上海外资法人银行资产、贷款、存款和利润四项指标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外资银行增幅7.28、4.25、2.96和16.85个百分点。四项指标分别占全国外资银行的63.06%、60.95%、78.34%和63.44%。这些数据都表明，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步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选择。
当然，从今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先行先试”的一些新开创的业务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少：
首先，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没有到位，外贸产业的发展还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要素价格体系（利率和汇率等）、结售汇体系以及外资管理体系的情况下，如何吸引大批的海外投资机构和企业参与到人民币投融资和贸易结算的行列中，现有的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如何提升自己管理国际金融业务的能力和服务意识，都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追求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运作形式上的“貌似”并不困难，但关键是能否做到在外部冲击面前能否掌控风险保持收益的“神似”，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在监管制度的建立、激励机制的设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以及一流人才的集聚等方面，去不断追求国际金融中心所必需要发挥的六大基本功能——那就是金融产品的价格发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保障，社会全体的风险分散，金融市场参与者挖掘和披露真实的信息，金融体系对投融资双方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金融活动所带来的价值创造的能力。而绝不能在“先行先试”的保护伞下，钻制度的漏洞以牺牲大众投资者和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自己的暴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部门要鼓励制度、技术和产品创新，对所出现的问题要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通过制度的创新来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而不能一出问题就打退堂鼓，就把金融创新的节奏放慢下来。面对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金融创新、积累国际金融中心运营经验所需要付出的学费，欧美在金融创新的历史上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波折，结果在危机过后金融创新能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
第二，金融中心的建设和推进会带来集聚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推高上海的商务成本，如果不能及时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全有可能造成其他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所以，上海航运中心建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配套发展，既反映了上海产业的比较优势，也反映了国家对上海健康平衡发展的长远战略。具体而言，上海应该通过大力发展船舶融资、海上保险、国际结算、资金管理、外汇交易和中介服务等，来谋求上海整个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升级和转型的效果，从而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提供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为了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良好生态环境，上海最最短缺的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要的软实力！它体现在行政部门的高效有序的服务意识上，也体现在全体参与者对金融中心建设的认同感，更反映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对金融业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和形影不离的金融风险的正确理解和包容的良好心态。否则，没有这些方面的逐步改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将停留在一个形象工程的水平上，它无法在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打造出一大批一流的、能够创造出中国品牌的企业家，也无法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服务提升我们金融体系整体管理财富的能力，更无法让我们的国民真正享受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所带来的便利性和财富效应的好处。
事实上，根据08年《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指数》所罗列的指标，建设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确立一个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它包括一流的金融人才团队、高附加价值的金融创新服务以及社会整体认知风险的金融文化水平这三大因素。这里，根据国际金融机构对影响金融中心建设的诸因素所做的重要性评价，按序排列如下，可以看出，下面绝大部分的要素都是对金融生态环境建立的具体要求：
1，金融业务顺利展开所需要的宽松的制度环境。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的东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国际资本的自由进出就意味着能够容忍投机资本的冲击，意味着有充分的自信能够化解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要能够成为各个洲际或国家及地区金融服务的中枢，即非常便捷的能够把每一笔交易都及时地通过有效的“网点”，在成本最低、质量最高的地方迅速完成。
3，要具有良好的外部网络效应——随时能够汇集需要服务的广大客户。上海被海内外金融机构看好的很大原因是未来中国实体经济的繁荣所需要的庞大的金融业务的支撑。
4，在开展一切金融业务的活动中，要能够享受完全同等的国民待遇。这需要中国社会上下要拥有一个包容的胸怀。
5，改善经营环境过程中所需要政府的迅速和及时地回应，政府的行政效率，决定金融中心的发展能量。
6，要具备合理的企业税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税负越低越有吸引力。伦敦的企业税负一点儿也不低，但是人们还是愿意聚集那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伦敦得到了比付出更多的回报。
7，要使开展金融中心业务所需要付出的运营成本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其中，当然包括最关键的人力资本的成本因素。
8，能够及时提供最好的专业化后勤服务。一旦出现故障，就能够迅速的得到援助，迅速解决，使金融活动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9，保证一流的生活的环境和质量。金融人才由于超强的工作压力，在闲暇时间能否通过舒适的生活环境来缓解身心疲劳这一点，也看得较为重要。比如，在日本，很难签发为外国金融人才提供后勤服务的专职保姆所需要的入国签证。这一问题在日本国际银行协会撰写的“东京应该作为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 报告中还被重点指出，并告诫政府这一困难将严重阻碍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10，是否具有容易融入的文化和可以交流的语言也是金融人才评价自己的能力能否正常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东亚在文化上有着很大的亲和感，但语言的交流还有很大的障碍，日本反省自己金融主导权弱化的一大原因是他们缺乏能够流利地用英语交流的专业金融人才。
11，开展金融业务所需要的房地产质量和数量。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金融街乃至金融城，很难形成金融业务所需要的集聚效应，从而发挥不了其规模经济性的比较优势。
12，最后才是考虑个人所得税的优惠程度。所以，中国政府在吸引人才政策上，更应该关注上述金融人才所需要的投资环境。
总之，这些成为全球化金融中心的条件，伦敦做到了，纽约也基本做到了，而东亚国家，包括OECD成员国日本和韩国在内，都还有很多缺陷，真是因为彼此之间不分上下的缘故，才使得具有全世界三分之二外汇储备的亚洲国家，今天争夺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变得如此白热化。而且，它会随着对美国次贷危机给东亚制造大国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的反思不断深入，也会随着美元的疲软和欧美市场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而变得越来越激烈。因此，只有发挥和协调好上述金融体系的六大基本功能，上海，才能以它优良的投资环境来吸引来自全球的高端金融人才，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一个具有支撑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大实体经济所需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从而才能使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较高和较稳定的金融主导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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