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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意识”离中国思维有多远？ 肖 鹰
2009年冬天，随着美国大片《2012》在我国公映产生的轰动，将“末世灾难”注射到中国人的意识中。说它是一种“注射”，因为这种“末世灾难”，不仅对于儒家传统主导的古代中国心灵是不存在的，而且也大大地有悖于当下中国人正享受着的经济腾飞、国强民富的盛世景象。
我们的祖先有“居安思危”之训，但这“居安思危”至多不过是“未雨绸缪”，是对常态生活中的意外不测的预警准备，完全不同于“末世意识”。世界将毁灭，你怎么办？这个问题是超过儒家哲学的思想边界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的文化宗师连鬼神都不谈，更遑论“世界毁灭”了。
2009年美国人一口气推出了三部灾难大片，除《2012》外，还有《殒石浩劫》、《神秘代码》。这三部电影都把“地球的毁灭”触目惊心地推到银幕前的观众眼中。美国人为什么如此爱玩“末世灾难”呢？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末世灾难”是一种普遍的宗教意识。“末世灾难”就是关于现实世界在某个时间点终结的意识。基督教的千禧年和佛教的轮回说中都包含着这种终结意识，从它们的“极乐来世”和“彼岸天堂”观念，我们知道，现实世界的终结，是人类进入更理想、更幸福的世界的开端。玛雅历法关于“2012末世说”的预言本身也是指的一个大轮回的新起点。因此，依诸多古代宗教之意，“世界终结”，不是人类的毁灭，而是人类的拯救。“终结”，是通过“毁灭”而实现“拯救”和“更兴”。依照《圣经》的叙述，人类诞生早期，就经历了一次大洪水的没顶之灾，因为诺亚方舟的拯救而保存了物种，从而获得更兴。为什么古代宗教普遍具有一种“毁灭-更兴”教义？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类超现实的理想性意志的表现，渴望现实世界经历凤凰涅槃式的更新而成为更理想、更完美的世界。宗教精神，不是科学精神，但是作为前科学的人类精神的高度体现，包含了更基本、更深刻的人类学内含，它的“末世意识”是其体现之一。电影《2012》就是以基督教的“毁灭-拯救”模式为叙事结构的，因此，与其说这部电影宣扬“末世灾难”，不如说它呼吁“从地球灾难拯救人类”的宗教意识复兴。
那么，为什么在进入21世纪近10年的时候，“末世意识”流行起来，获得了娱乐市场？这种现象当然不排除商业炒作和部分民众的游戏心态。但是，在流行的背后包含着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动机。这个动机就是对高速发展的世界未来的根本预测。在预测未来的意义上，“末世灾难”可以理解为一种极端性的未来预测，即“世界终结”意识。这种终结意识的着眼点是，在当下的常态生活世界终结或转换之后，世界或人类的生活将如何进行？预知未来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不管是出于科学还是出于迷信，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预测。预知未来和设计未来是文明发展的两大基本动力。在今天的文明立场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
为什么今天对世界未来的极端性预测，即“终结预测”变成了一个流行问题，形成了“末世意识”？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对世界的掌控能力巨大提升，人类要求看到更广阔遥远的未来世界，就是说对未来预测的愿望更强烈了；另一方面人类对于技术本身造成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和人类社会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即科技发展导致的人类存在危机意识也日益增强。因此，我认为今天的末世情怀是人们对未来的极度预测需求和强烈危机意识结合的产物。
末世意识的悲观情怀是对盛世意识的乐观情怀的调整、修正，是有重要的人类学修复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幻灭感的末世情怀能够给我们带来危机感，对我们心理上有一个调节，让我们感受到人类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边界性，也让我们在高速发展中思考人与自然、人与机器的关系。从居安思危的意义上讲，末世意识其实就是一种极端性的居安思危。
“末世灾难”作为一种“终结意识”，其更深刻的文化意义是，迫使我们从人类存在的根本层面反思人类现有文化。由西方文化提出的“末世灾难”正在引发东方文化“救世”的中国文化乐观主义。对此，我们应当认识到，任何文化能够在这个地球生存、并且发展到今天，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和优势，但也都有自己内在的矛盾和复杂性。当我们一旦将不同的文化对比时，很容易将注意力放在二者的差异上，而忽略了互补性和共有的人类学价值。根源于“创世”教义，西方文化更重于从科学的角度看待自然，但也相应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相比较而言，东方文化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也相应地弱于应对自然挑战。面对高度的环境、资源危机，东方文化确实对西方文化能有一个修补和矫正。但我不同意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世界这样的说法。西方文化强调科学、技术和文化政治的法制化，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我觉得未来世界文化一定是一个多元化的大融合，而我认为一个比较理想的文化状态是，东西方文化既冲突又融合，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融合发展态势。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0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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