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到天数: 501 天 连续签到: 1 天 [LV.9]以坛为家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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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zc_zy 于 2018-8-1 20:15 编辑
其一，耐不住丧偶的寂寞。1908年，已届而立之年的孔祥熙在家乡太谷按照当地风俗与韩玉梅女士举行了婚礼。韩女士是位自幼由太原教会学校收留的孤女，知书达理，性情温婉，娇小孱弱的身材，配上清秀端庄的五官，显得妩媚动人。忠贞不渝的爱情基础加上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孔祥熙夫妇婚后生活十分幸福。然而，好景不长。长期生活在宗教礼仪压抑环境中的韩女士，身体孱弱，恶病缠身，没有等到为孔家留下后嗣就不幸于民国元年（1912年）离他而去。
受到过西方教育，崇尚新学，笃信基督的孔祥熙，中年丧妻后，当然一不会违背基督教义和上帝的启示而去殉情自尽；二不会散尽家产、放弃锦衣玉食，甘愿过那种拄着一根拐杖、手托一只钵，遍访名山大川，佛门古刹，云游四海，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三不会自附陶渊明那种退隐山林、乐醉田园的雅俗……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孔祥熙有着与常人一样的痛苦、一般的悲伤，然而他又不能像常人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悲伤。因为他有着自己的信仰，有着远大的事业，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不能因为家事不幸而忘却救国救民的大义，更不甘心敏主革命半途而废。所以，他又得忍受比一般人更大的痛苦。他拼命地工作，以此抵消、转移丧偶后的寂寞，这又是孔祥熙超出常人、高于常人的地方。
希望忘却的记忆，却往往是最清晰的记忆。孔祥熙怎么也忘不了死去的爱妻，妻的影子时时在眼前浮现，晃来晃去，搅得他心神不定，食宿难安。孔祥熙一直想找机会出去换换环境，冲淡自己的记忆。
其二，襄赞“二次革命”，招致杀身之祸。如果说家庭生活不幸，孔祥熙还能咬咬牙挺过去的话，那么政治生活的失意，对这个以革命为职志的政治人物来说，其打击的厉害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时，孔祥熙尽管怀念已故的妻子，但只要想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心情也就平静得多。1913年7月，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伐袁世凯。远在山西的孔祥熙遥相呼应，并应孙中山先生邀请，交出铭贤学校校务，只身前往上海襄赞孙中山。
可惜“二次革命”不久就遭到失败，国民党一败涂地。地盘沦丧，军队溃灭，党人星散，革命者已在国内无立足之地。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汪精卫、胡汉民等著名的国民党人相率逃亡日本避难。孔祥熙深感由于自己和孙中山先生关系甚密，已引起敌人注意，如果继续呆在国内，不仅在政治上捞不到任何好处，恐怕连性命都得搭进去。此时，三十六计，走为上。
其三，顺水推舟，赴日就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孔祥熙决定出国，暂避风头。就在他考虑去欧洲为好，还是到美国最宜，举步不定之际，恰巧有人推荐孔祥熙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组织。它最早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32年后（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沿海和内地一些商埠口岸城市陆续出现青年会组织。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认上海为中国所属基督教青年会中心，开始建筑总部会所。次年决定总部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成“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它标榜“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并要求寓活动于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之中，因此对中国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宋庆龄女士曾在《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文中讲到，在城市留学生组织了基督教青年会，它已成为了人们社交集会的活动场所。在这里，他们帮助中国吸鸦片的人建立戒烟会，希望永远戒除吸烟恶习。这些都是影响巨大的，有助于中国社会改革的事情。
为适应20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洋留学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分会。国内混乱不堪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同样地在中国留学生身上引起了反应，致使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很不景气。加上担任总干事的王正廷在政治上的一些失误，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围攻，被迫辞职，教会工作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况之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外国人约翰·罗·莫特，认为孔祥熙能够接替王正廷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需要有像孔祥熙那种性格倔强、办事认真的人来领导，便邀请孔祥熙出使日本，担任总干事一职。莫特的邀请可谓雪中送炭、正中下怀。但孔祥熙是个思想复杂、城府极深的人，不愿意轻易地让人窥视透其内心世界，因此，他并没有表露出半点惊喜若狂，迫不及待的样子，却是在故作一番推让，提出只干一年的托词下，顺水推舟，走马上任。这就给人一种极不情愿，迫不得已去收拾烂摊子的印象，干好干坏，到时可进可退。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孔祥熙这次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并不指望捞到什么好处，只求暂借一方“宝地”避风遮雨，得过且过。因此，当到任后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纷至沓来时，孔祥熙真有些惊喜交加，应接不暇。
靠上了王正廷，从此官途坦通。孔祥熙答应接替总干事职务，纯属无可奈何，但却无意识地解了王正廷之围。在王的眼中，孔祥熙算得是个救驾的有恩之人。孔祥熙无意中投之以李，王正廷却有心报之以桃。从此，王正廷极力提携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校友兼“恩人”，为他跻身政坛、步入官途架桥铺路。孔祥熙反过来又急于报答王正廷知遇大恩，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左右，鞍前马后为王效劳，成为王正廷班底的一员干将，活跃在旧中国政治舞台。后来王正廷失势下台，孔祥熙便继承他的衣钵，原封不动地接过了旧班底，把这些人安插到自己担任要职的机关里。
取悦孙中山，成了革命功臣。孔祥熙到日本后，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广交留日革命志士”，暗中执行革命工作。此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国民党只求党势发展，不计品流纯糅”；党员虽众，内部却“意见分歧，步骤凌乱”，“对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决心不要这个“一盘散沙，乌合之众”的党了，准备重新组建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1914年4月，孙中山致南洋革命党人，告之组党工作进展顺利，大体就绪，但“因鉴于前此之散涣不统一之病，此次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孙中山要求入党人还必须在誓词上打上手模。廖仲恺、陈其美等表示拥护，端端正正地按上了手模。
黄兴、汪精卫等人对这种立党办法表示反对，认为是会党旧俗，不愿加入。孙中山决然拒绝别人意思，也不勉强黄兴等人参加，甚至让黄兴静养两年，闭门思过。这样，孙、黄之间继1907年讨论革命旗帜图案、1913年解决“宋案”意见分歧之后，正式分道扬镳。好在两人革命大目标一致，又都具有豁达大度、海量容人的高风亮节，政治上的分歧并没有损伤往日的私人友谊。1914年6月27日，黄兴离日旅美前，宴请孙中山叙别，孙中山对好友的离去非常惋惜，赠联黄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孔祥熙始终追随左右，经常出入孙中山东京寓所，不仅协助孙中山整理组建中华革命党党务，负责经费的捐献与劝募，还参与机密和代孙中山处理文书电函。
孙中山、黄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要人荟集日本，可以说是群星灿灿，各领风骚。相形之下，孔祥熙则稍逊一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然而，孔祥熙能够在当时那种“除了力战而死的能保持他的革命人格之外，其余的大多数人或者溃围而去，落荒而走，或者屈了双膝，向敌人投降”的革命挫折时期，坚持革命旗帜，其精神可嘉，其行动可佩。孙、黄分道扬镳自不必说，连一生以“总理信徒”自诩的汪精卫也在革命紧急关头“召之去，坚不行”，孙中山自然地对孔祥熙效忠革命的行为十分赞赏。这不仅为孔祥熙日后爬上国民政府高位积聚了一笔厚厚的资本，而且他俨然成了革命的大功臣。由此看来，孔与孙的关系不仅有连襟关系一层，而且称得上是患难之交。
在日本期间，孔祥熙收获最大的是赢得了宋蔼龄的芳心，再次缔结姻缘。孔祥熙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他绝对不满足于做个一辈子布道讲经的传教士，还在等待施展宏图的机会。
孔祥熙到任后，暗中从事革命工作，也并没有忘记“在其位、谋其政”。他为重振基督教青年会声势，施展平生所学，励精图治，行色匆匆，足迹踏遍岛内，确有一股子热情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在孔氏的整治下，一改昔日侮霉之气，顿生勃然之机。
“后生可畏”。在日本华人中，孔祥熙是“隔窗吹喇叭——名声在外”了，慕名来访者渐渐多了起来。在众多的来访者中，有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就是后来被誉名“中国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的首脑，孔祥熙未来的丈人宋耀如。
说他神秘，并不是单单指宋耀如个人有着从小游历美国、闯荡世界的传奇经历，更多的是说以他为首包括其6个子女两代人影响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达半个多世纪的传奇色彩。纵观古今中外，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之结合向为人们所钦羡，而蜚誉中外的宋氏家族三姐妹的婚配更使人称奇不已。大女儿宋蔼龄嫁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二女儿宋庆龄嫁给中国敏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三女儿嫁给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如此威名显赫的联姻，在风云际会的政坛中领其风骚数十年。有人考察过中国历史，认为仅有隋唐时代独孤信的三个女儿，一嫁北周明帝，一嫁隋文帝，一嫁唐太祖可堪比拟，而宋氏三姐妹对政局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独孤信的三位千金。
孔祥熙的名气传开后，引发了宋耀如的好奇心，他决计会会这位年轻人，想不到这次会见却引出了一桩儿女婚事。孔祥熙在东京接待了这位来访者，很快地便博得宋耀如老人的赏识。两人越谈越近、越说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形。闲聊中，孔祥熙提起了一件往事：那是1906年，在大西洋彼岸的都市纽约，孔祥熙在一次社交聚会上遇见了宋耀如的大女儿宋蔼龄小jie。那时孔祥熙已从欧柏林大学毕业，正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而宋小jie却在卫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对两位学子见面时的心情感受，是否从此互存好感，彼此倾慕，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一见钟情。因为宋蔼龄几乎忘记了对方，而孔祥熙也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各人沿着各人的轨迹运行。然而又由于纽约的这次邂逅，促使他们在相隔8年后重新聚首时都迅速地爱上了对方，进而缔造百年好合。
一个说得无心，一个听得有意，宋耀如立即邀请孔祥熙到家里吃饭，看来他是相中了这位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贤孙，打定主意要他作东床了。
宋家1913年秋季举家迁来日本暂住，起初在神户，后到东京，此后不久又迁往横滨安家落户。当孔祥熙在宋家重新见到阔别8年的宋大小jie时，昔日含蓄腼腆的女学生模样荡然无存，脱落成为了一位风姿绰约的迷人女郎。
自从与宋蔼龄再度相见后，孔祥熙一度冷却的心又重新燃起了爱情之火。他开始频频地向宋蔼龄递送爱的信息。此时，宋蔼龄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为了增进了解，孔祥熙有空就到孙中山寓所帮助处理文书函电。由于共同的工作关系，“接触日益增多，感情笃厚”。宋蔼龄赞赏孔祥熙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祥熙呢？则认为宋小jie温和文雅，处事明快，是他“最最佩服”的女中豪杰。于是很快地进入了热恋高峰季节，约会湖光山色之下，徘徊柳暗花明之间。
宋蔼龄与孔祥熙的爱情之舟，一帆风顺，不像她的两个妹妹的爱情那样曲折缠绵，也许正因为太过于顺利而缺乏诗情画意的缘故，世人也就不像谈论她两位妹妹爱情轶事那样热烈。然而在宋老夫人的眼中，这次恐怕是三个女儿中，她最为满意的一门亲事了。这主要取决于孔祥熙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他既有“高贵”的血统身世，又受到过良好的中西教育，年轻有为，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瓜熟蒂落”，该是收获爱情的季节了。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蔼龄按照基督教礼仪，在横滨一所坐落在山丘之上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虽然没有三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时铺张隆重，但却也算得上风光热闹，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
1915年，“夺天下之公利，徇一己之私利”的国贼袁世凯，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又野心勃勃、紧锣密鼓地唱起洪宪帝制丑剧。然而，辛亥革命期间高涨起来的敏主共和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挫折而消失，反而日益深入人心，产生了积极影响。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密切关注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决定派人回国，策动和组织反袁军事斗争。
孔祥熙夫妇作为中华革命党特派员，肩负着孙中山秘密布置的任务，于1915年秋天，先宋查理一家回到上海。他们回国的公开理由是准备去山西太谷老家，增设铭贤学校大学预科，行前还特意花了几天功夫在东京为学校采购了一大批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并没有立即启程去太谷办学，而是频繁地出入于在沪军政要人家门，秘密策动驻沪的海、陆军举行反袁起义。可是，出师不利，他们的行踪很快地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准备拘留他们。上海都督陈其美，得知消息暗中通知他俩火速离开上海，脱离险境。
于是，孔祥熙夫妇只得暂时搁置策动武装起义、军事讨袁的使命，离开上海，前往山西太谷。
由上海到山西太谷，可算是一次漫长而惬意的旅行。孔祥熙夫妇坐火车到达榆次后，宋蔼龄坐进了一顶十六个轿夫抬的花轿，孔祥熙则骑着马陪伴在侧，悠闲自得地走完了到太谷最后一段旅程。
孔祥熙夫妇到程家庄老宅，拜见祖辈后，便直接搬到铭贤学校校长公馆居住。铭贤全体师生欣喜若狂，为迎接他们心中的“财神”、一别数年的校长回校主持校务，费尽心机地把学校环境、校长公馆刻意装扮一新，就连生在南国，长在异邦的宋蔼龄，也对铭贤能有如此幽静的风景、整洁的校舍和富丽堂皇的校长公馆颇感惊奇。
宋蔼龄在山西太谷的生活是繁忙的，但也是充实的。她那时已身怀六甲，既要随时准备迎接小生命的降生，又要协助孔祥熙处理校务，在师生面前树立起“夫唱妻和”的贤淑形象。
孔祥熙把铭贤学校一直看作自己的“杰作”，为收买学生、笼络人心，他极力装出一副师生之间平等相处的样子，经常讲：“师生有如家人父子，能多聚集，总要多方聚集，能多会晤，总要多方会晤，能多探讨，总要多方探讨，能多畅叙，总要多方畅叙。”宋蔼龄不仅对丈夫这番论调衷心赞成，而且身体力行，瞄准机会就往学生中间凑，还不时邀请部分师生到校长公馆作客便餐。这群出身山西土财主家庭的富家子弟，山珍海味都吃过，就是不曾见过西点西餐，在校长家里他们才算真正“大开洋荤”，吃的是西式糕点，喝的是咖啡、可可。校长一家的“恩惠”把这群学生感动得五体投地，决定集资买一个金手镯赠给宋蔼龄。礼物虽轻，说明人心所向，孔祥熙、宋蔼龄自然十分高兴。从此学生们一见到宋蔼龄便围住她。“师母”、“师母”地叫个不停，直叫得这位师母大人春风满面，乐得校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到铭贤学校视察时留影。
宋蔼龄不仅仅是校长夫人，大家的师母，同时还是一位执掌教鞭的“良师”。尽管这段教书经历不长，但宋蔼龄以自己的勇气博得了学生的爱戴。
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后，主要精力放在增设大学预科方面。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开学在即之时，原先应聘的一位美籍教师，突然变卦，表示不来中国任教。这下子使师资力量尚感不足的铭贤学校，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如果再从外国请教师就得推迟开学，从中国沿海地区聘请一位教师来代理，也没有了时间。后来有人急中生智，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为何不请现成的老师——毕业于美国卫斯里安学院的校长夫人出来任教呢？”就这样宋蔼龄这位年轻的女子拿起了教鞭，走上了这个尽是男子的学校的讲台，主讲英语，同时指导卫生和环境卫生课。随着第一个孩子罗莎蒙黛（孔令仪）呱呱落地，宋蔼龄也结束了作为大学教师的一段生活经历，退出了那个令人尊重的教席。
当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宋蔼龄说道：“我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教书，我也不够格。我之所以能够教书，只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也想为我丈夫分忧。我记得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我回答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对于那些使我和学生都感到不解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从此以后，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就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华革命党派到其他地方秘密组织武装斗争的情况也都不妙，不是事泄流产，就是半途而废。国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没有能够阻挡已利令智昏的袁世凯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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